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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霍金

人們受夠了專家,但為何仍然喜愛霍金?

哈福德:地球上最知名科學家的身份固然有助於霍金說服別人,但霍金明白辱罵無用。他尊重我們,並激發了我們的熱情。

幾個月前,我和十幾歲的女兒去牛津大學數學研究所(Oxford』s Mathematical Institute)聽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講座。講座曾經因霍金身體欠佳而推遲過一次;我當時擔心他的身體可能終於不行了,雖然他已經比醫生預計的多堅持了50年。然而,講座確定了一個新的日期,霍金準時抵達了會場,他就像來自另一個世界一樣,用自己獨特的合成聲音做了一個充滿魔力的演講。

我自己早些時候曾在同一地點發表過演講,我的演講論調比較悲觀:我說,關於科學和統計數據的談話很容易被污染,而且只是陳述事實沒法消除誤解。上周去世的霍金生前所做的不少努力能讓我這樣的悲觀者重燃希望。他向世界證明,如果方式正確,就有可能就艱深的思想與公眾溝通。

他的秘訣是什麼?他承認自己的殘疾吸引了人們的關注,但吸引人的遠不止殘疾身體中的睿智頭腦。

首先,他沒有對聽眾擺出高人一等的派頭:陳述最複雜的思想表明他尊重我們的智力。即便我們沒有完全理解,嘗試的過程還是對我們有好處。

他在他的《時間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成為暢銷書後評論道:「我知道這本書很難懂。如果理解不了全部內容,也沒有太大關係。他們仍然能體會到智力求索的感覺。」

這種直覺是對的。聽他的演講需要全神貫注。其中大部分內容都超出了我女兒的理解範疇,有許多也超出了我的理解範疇。然後霍金會開個關於可怕的黑洞的玩笑,這是所有觀眾都能理解的,大家大笑一陣,準備好再次嘗試攀登智力的高峰。

其次,他非常好奇。他說:「我的目​​標很簡單,那就是完全理解宇宙,它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又到底為什麼存在。」

這種好奇心具有感染力。它讓我們想要跟他一起去尋找答案,而不是從宣稱已經知道答案的專家那裡被動地接受(或拒絕)訊息。

第三個品質源於前兩個特質:與一些公共知識分子不同,霍金不太喜歡單純為了衝突而營造衝突。將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和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與霍金對比一下就能明白這一點:這兩人都是傑出的溝通者,但他們在介紹自己的思想時呈現出來的往往是善與惡、智慧與愚昧之間的戰鬥。

當你有一個崇高的事業時,可能會忍不住以一種對抗性的方式去追求它:旨在提高人們的經濟學常識的慈善機構「經濟」(Economy)一直在籌款,並得到作家喬治•蒙比奧特(George Monbiot)的支持,他說,經濟學家是「這個星球上的天花」。

起初,這些侮辱似乎奏效了。如果你把你的對手稱作傻瓜、無賴,甚至是傳染病,你會讓你的支持者歡欣鼓舞。但是,當每個問題都變成是否忠於自己人的問題時,你將不會贏得新的支持者。

我們人類是社會性生物。如果要在如下兩種情況中做出選擇——是在存在黨派分歧的問題上(墮胎、槍支、英國退歐、全球化和氣候變化)站在正確的一方,還是認同我們的朋友和鄰居所支持的錯誤觀點,我們寧願站在錯誤的一方、留在自己人當中。在對氣候變化看法的調查中,這一點變得很清楚:受過大學教育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比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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