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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提議大學生研讀的中國文革書目(下)

丁學良:我深感,如果你不想學生在文革課堂里鬧場,就不要強使學生接受唯一的某種論點,即便你自己堅信這個論點。

從1988年以來我在美國、澳大利亞、香港教過的所有課程里,觀察到絕大多數的學生上中國文革課最感到吃力。文革期間曾經發生的種種事態,是西方、東方正常社會裡出生長大的年輕學生難以想象的。我提議他們研讀的以下兩類書籍,一類是以個案解剖的方式充實他們的認知空白處,一類是以分析和比較的方式啟迪他們對現代史上非常事態的理悟。

D, 這部分列出對文革中的重要事件或局部領域作具體描述的書目。除了綜合性質的經驗研究,對文革的幾個特別層面或要點,諸如文革中的真民主主義者、文革中的血腥暴力、文革期間的外交、文革中的外國人、內地文革對香港的直接衝擊等,我也各選取一兩種出版物。

(D - 1)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下冊(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本書收集的50篇文章,多半出自內地研究者的手筆。除了少數幾篇綜述性質和概念討論的文章,大部分是個案的考證。學生只有對文革全景有了概覽以後,才能讀懂這些局部解剖的篇章。

(D - 2)余汝信編:《「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實與辨析》(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年)。

此書是局部細究,應該和另一本著作結合閱讀,冼維月編纂:《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後一本書是基於對近百名涉及林彪事件的人作訪談的資料寫成,讀起來有如看慢鏡頭錄像,為之作序的王年一也讚嘆不已。

(D - 3)史實編著:《文革中的檢討書》(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

書中收集的檢討書,主要是出自文革中地位最顯要的挨批挨斗者之手。

(D - 4)譚合成:《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英譯本:The Killing Wind. A Chinese County's Descent into Madnes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此書的內容,是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時候,內地一個調查小組得到高層批準,到事件發生的城鎮鄉村調研收集的資料。

(D - 5)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作者是那期間中國外交部的職員。

(D - 6)Sidney Rittenberg and Amanda Bennett,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中文全譯本,李敦白:《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台北:智庫文化出版社,1994年)。

讀此書之前,應該讀一篇綜合文論,何蜀:「被瘋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國人——在華外國專家的文革經歷」,香港中文大學《民間歷史》網站mjlsh.usc.cuhk.edu.hk;何文對文革初期最激進的李敦白和謹慎小心的馬海德(George Hatem)等人作了比較。

(D - 7)Michel Bonnin, The Lost Generation. The Rustication of China's Educated Youth 1968-1980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中文全譯本,潘鳴嘯:《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

(D - 8)廖弋鳧:「六七年左派暴亂實錄」(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98年1月, 第 96-103頁)。

核心參與者對香港1967年的文革式風暴的回顧和分析,應該與下一本書結合起來讀,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田園書屋,2000年)。

E,最後列出的,是對文革的反省和把文革放在一個更廣闊的現代政治社會運動洪流里作比較的書目。

(E - 1)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85).

全書以文革剛結束時的民間反思為主幹,討論20世紀中國人設法培育本土的民主制以解決老大難政治弊病。

(E - 2)Claude Widor, ed., Documents on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1978–1980. Unofficial Magazines and Wall Posters.

《中國民辦刊物彙編》第二卷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香港觀察家出版社,1984年)。收集了文革結束後最初幾年民辦刊物對文革的批判。

(E - 3)蘇紹智:《十年風雨》(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的十年,是1949年以後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時期,其中幾乎所有的大爭論,都涉及對文革的反思。

(E - 4)胡績偉:《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紐約/香港:明鏡出版社,1998年第2版)。

讀以上兩書,應該結合這篇綜述,郭道暉:《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炎黃春秋》雜誌,2010年第4期。1980年10月中旬開始的討論持續一個多月,很多是聚焦於文革的根源。

(E - 5)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對它的異端思想》(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這是文革時期思想不合「主流」的各類異見人士對文革的撞擊,意識形態光譜跨度極大。

(E - 6)劉國凱主編:《封殺不了的歷史》(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第2版)。

本書代表的是文革研究中的少數派觀點——文革客觀上提升了中國民眾的民主意識和運動技巧,接近於楊小凱的立論。

(E - 7)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中文姊妹作,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E - 8)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4年)。

現代中國學生運動的緣起,它們顯示,文革中提出的許多口號、訴求和嘗試做的事,在20世紀初以降的一波波中國學生運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對應成分。

(E - 9)《六十年代》(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

涉及中國文革尤其是紅衛兵運動對外國的多重影響,是當年西方左派人士的回憶錄。這本譯作最遺憾的,是沒有把原文發表來源和作者簡介列出來。

在開放的社會裡對大學生講授中國文革課,與作為一個研究者撰寫文革的著述並非一回事,因為後者是某研究人員的觀點及其掌握的資料基於某種立場或理論的一家之言。講授文革課,負責任的、開明的教育者應該設法引導學生開放思路,在有限的時間裡閱讀以多種角度撰寫的出版物。以上提議的書目的容量是半年制本科生課程、再加上為碩士研究生課程作預備的閱讀量。若是為博士生班設定讀物,除了更多的理論文獻和比較研究案例,則應該加上龐大的原始資料庫,如數碼版《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1966-1976)》(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發行,2002年),和2016年7月號之前的《炎黃春秋》雜誌里的文革史料。我一再對學生解釋:每一個親身深度參加過文革的人,不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還是二者兼備的,都有他或她自己的文革史。這些互相有別的多重角度的文革經歷之總和,就是中國文革的全圖景。我們只能緩慢地逼近它,卻不可能窮盡它。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過去十多年裡,文革課班上來自香港之外包括中國內地的學生逐漸增多,除了僅有的一例,卻未發生過別處經常報導的課堂里有學生抗議或鬧場的現象。美國特別是澳洲校園裡都發生過這種事,引發了風波不斷的報導,成為國際媒體和高教界的火爆話題。我反省,主要是因為我的課程使用的教材多元,不僅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不僅有文革受害者寫的,也有文革的熱誠參與者寫的;不僅有對文革全盤否定的,也有對文革適度肯定的。那僅有的小鬧場的一例,是一位來自內地大城市的男同學,在我講課途中重複質問:為什麼強調1958-1961年的大飢荒是文革發動的主因之一?我就出示了國內外十幾位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測算,要他自己去對照核實大飢荒的社會後果。學期結束時他交上來的作業答卷里,顯示有認知的改變,哀嘆在文革中普通百姓的命運不能自主,總是被操縱擺布。

我深感,如果你不想學生在文革課堂里鬧場,就不要強使學生接受唯一的某種論點,即便你自己堅信這個論點,而是要儘可能地拓展他們的視野和深化他們的比較研究觀念。中國政法大學畢業的一位法律史博士在和我多次討論了文革課程以後,評說:「研讀文革使人清醒。在中國,一個人是不是深諳文革,將決定他對中國和世界的認識,決定他是否是一個完整的中國公民」。希望有更多的本國教育者和研究者從這個認識的基點出發,堅持做使年輕的公民們在重大問題上具備清醒判斷力的有益工作。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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