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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我們需要一個說理的社會

梁治平:法治中國的一個重要含義就是建設一個說理的社會,尊重說理,保護說理,對非理強制和暴力絕不容忍。

本來,我們應該記取這樣的慘痛經驗,徹底清算過去,這樣才能告別那個暴力的時代。但我們沒有,而這首先是因為政治上不被允許,這種不允許自然也是強制性的,不是說理的。前面很多朋友談到言論空間、表達自由問題。現在的言論禁忌之多超乎以往,互聯網上,人們為了逃避檢查和屏蔽發明了各種替代符號,各種稀奇古怪的語彙,幾乎讓漢字和漢語面目全非。而這些禁忌的設置都是非理強制。不允許用某個詞,不允許傳播某種思想,不允許表達某種意見,並不是因為這些語詞、思想和意見危害到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沒有。但就是不允許。沒有合乎道理的理由,也不容討論和申辯,當然就更沒有救濟途徑。所以,今天的社會仍然充斥着暴力,這一點也不奇怪。從家庭到幼兒園、到學校、到社會,從市井社會,我們所謂的正常的社會,到看守所、監獄,從醫院到法庭,從鄉村到城市,我們能看到各式各樣的非理強制和暴力。

下面我想對這些非理強制和暴力做一點分析。大體上,我把所謂非理強制和暴力分為下面兩種形式。

第一種是非國家的強制和暴力。這方面最簡單的事例就是「犯罪」。我把犯罪兩個字打了引號,因為犯罪是一個人為設定的範疇,不是自然的、當然的事情。儘管如此,人類歷史上,「犯罪」是一種普遍現象。換句話說,非國家的強制和暴力是普遍現象,具有一般性。不過,這種現象也有特殊性,比如我剛才講到的中國20世紀的歷史就表現了一種特殊性。特定歷史經驗和條件,一個社會的教育狀況和文化,還有國家對待私人強制和暴力的態度,它在法律上的回應,這些東西共同決定了一個社會中非國家強制和暴力的基本狀況和面貌。而我想強調的是,非國家強制和暴力的表現,很大程度取決於國家在一個社會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說得更具體一點,取決於國家強制和暴力運用的情況。

說到國家的強制和暴力,這好像不是一個問題。國家擁有和使用暴力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因為在定義上,國家就是合法的暴力,而且這種合法的暴力具有排他性,私人不得擁有。所以,只有國家可以懲罰犯罪,私人不可以。不僅如此,至少在現代社會,私人的強制和暴力,即使沒有被完全禁止,也受到嚴格限制。不過,關於國家的強制和暴力,可說的話其實很多。下面講幾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暴虐的國家。歷史上有所謂暴君、暴政,古羅馬皇帝尼祿就是一個出了名的暴君,中國歷史上的秦始皇和秦政,也有暴政的惡名。不過,見識了二十世紀國家大規模使用暴力的人,應該對什麼叫暴君、暴政、暴虐的國家有真正的了解。因為,跟上世紀那些風流人物相比,尼祿、秦始皇之輩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第二種情況是國家對暴力的非法使用。例子很多,比如各種刑訊逼供,它們造成了很多看守所里的離奇死亡、審訊室里的不正常死亡,還有很多大家熟知的冤假錯案。這類非法暴力也包括從孫志剛案到雷洋案之間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案件,包括飽受詬病的城管執法,還有過去在農村司空見慣的各種國家暴力,比如為收繳農業稅或者強迫計劃生育而使用的國家暴力:拆房子、扒灶台、砸鍋、強牽豬牛、強制絕育等等。現在,農業稅取消了,計劃生育政策也放寬了,這類事情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征地、拆遷過程中的暴力,這種暴力甚至更血腥。當然,征地拆遷中發生的暴力有很多是非國家的,這涉及我要說的第三種情況:國家姑息甚至縱容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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