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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我們需要一個說理的社會

梁治平:法治中國的一個重要含義就是建設一個說理的社會,尊重說理,保護說理,對非理強制和暴力絕不容忍。

關於法律的說理性,過去還有一句話:「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句俗語固然是批評衙門的腐化,但這句話里有一個重要的前提:衙門是說理的地方。只不過,這樣一個說理的地方被腐化了,腐化了以後就不講理了,改講錢了。由這個例子我們也可以發現,就像說理可以是虛假的一樣,法律也可能徒有其名。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文學的,一個是歷史的。

美國作家約瑟夫•海勒筆下的「第22條軍規」,可以被理解為一條法律。但這條法律的規定實際上是一個讓人走不出來的怪圈。這樣一個規則,這樣一條法律,看上去似乎規定明白,其實是不講理的。另一個例子是索爾仁尼琴筆下的蘇維埃1926年刑法典第58條,讀過《古拉格群島》的朋友應該都有印象。那個條款非同尋常。索爾仁尼用「偉大的、雄健的、豐富的、多權的、多面的、橫掃一切的、把世界囊括無疑的」這樣一些詞來形容這個第58條。因為任何人因任何情況都可以被它治罪,它還不是政治罪,而是國事罪、刑事罪。我們的法律里也有些條款具有類似功能。它們都是非理之法,所以是荒謬的,不能服人的,也不可能長久地流傳。

這裡,我不準備去討論各種各樣的非理之法,就講講現代法的一般情況。我們看現代社會中的法律,至少在規範上,立法、執法和司法的每個環節都有很強的說理的成分。比如立法要通過各種程序,包括民主商議、專家論證,需要充分說明理由。執法也是這樣,決策有聽證程序,處罰要有法律依據,不服處罰的有救濟程序。進入司法,程序更多更細密,庭審要公開透明,當事人要有充分的申辯機會,證言證物受到公開檢驗,證人要接受質證,判決更要說理,不光給當事人看,還要公開,接受全體法律人和全社會的檢驗。可見,說理是法律的一個重要特點。

關於說理和法律的問題,下面還要講,但在這之前,我想先回到我今天發言的主旨,也就是我想要表達的新年期許。為什麼我的期許是建立一個說理的社會。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生活在一個相對理想的說理的社會,我們的社會有很多非理的強制,甚至是充斥着暴力。

關於這一點,我想從兩個方面來說。首先是歷史。大家經常說中國的20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革命就是暴力,而且是摧毀正常秩序的暴力,這種暴力是不跟你講道理的。不過,革命也有革命的「理」,但這是講「暴力有理」的「理」。它只是說,暴力是正當的,暴力是必須的,犧牲是必要的。為了一個「美好」的目標,不但可以犧牲一個人,一群人,而且可以消滅一個階級,就用暴力手段,沒有說理的程序,也不給人申辯的機會,甚至連一個認真審核的過程都沒有。而且,不必是戰爭年代,和平時代也是如此。

前兩天看到一篇微信公眾號文章,題目是:《歷史從未寬恕任何罪惡》,講文革初期的暴力,雖然只是個人經歷,範圍有限,講出來也足以讓人感到觸目驚心。抄家、批鬥、侮辱、毆打、殺害,無需說理,也不經過法律。因為「造反有理」,因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因為「要消滅反動派」,因為「階級鬥爭是鋼」,因為要「不斷革命」。這還是形勢一片大好的承平時代,戰爭年代、肅反時期、大飢荒年代,強制和暴力更不是問題。過去的一百年,中國人經歷了一波又一波這樣的非理強制和暴力。我們是帶着這種歷史印記走到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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