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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我們需要一個說理的社會

梁治平:法治中國的一個重要含義就是建設一個說理的社會,尊重說理,保護說理,對非理強制和暴力絕不容忍。

當然,說理的情況實際上很複雜。有形形色色的說理,其中的一些既不真誠,也不真實。比如有虛偽的說理,有拙劣的說理,有偏執的說理,還有權宜之計的說理,這種說理不能說完全不真誠,但要不要說理,說什麼理,完全出於利益考慮,所以會變來變去。大家熟悉的成語「強詞奪理」,說的又是一種情況。前幾年網上有一個段子,大家可能看到過:「你跟他講法律,他跟你談政治;你跟他談政治,他跟你講民意;你跟他講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講法律。」這些「說理」不過是做出一個說理的樣子,其實徒有其表,骨子裡是不講理。不過,做做樣子的說理也強似赤裸裸的強制,因為它表面上承認了說理的價值。總之,我是把說理同非理強制和暴力這類東西作為互相對立的範疇來理解的。一個社會,說理進一步,暴力就要退一步。事實上,有人就以暴力的消、長來作為人類是否進步的判斷標準。可見對暴力的控制和抑制在人類社會中具有普遍的意義。

那麼,什麼是說理的社會?按我的理解,說理的社會就是一個以說理原則主導的社會,一個通過一系列制度來保障說理原則的社會,一個人們樂於並且習慣於通過說理來彼此相待的社會,也是一個尊重並且善於說理的社會。我們也把這種社會叫做文明社會。

從人類整個文明的發展來看,可以看到一個大趨勢,越來越多的事通過說理來解決,越來越少的事靠暴力的方式來解決。而且,不管實際上怎樣,通過說理來解決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群體與群體、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分歧,是當今世界普遍接受的文明準則。

現在,我講講說理跟法律的關係。

剛才講說理的社會要有制度來保障,就涉及法律的問題。法律當然不是制度的全部,但毫無疑問是制度非常重要的表達方式或者呈現方式。那麼,說理和法律是什麼樣的關係?這涉及到怎麼去認識法律,這在法學上當然是很基本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有各種各樣的學說。但在這裡我想說的或者想突出的一點是:說理是法律的特性。

我這樣說,可能有人會站出來反對:不對,強制性才是法律的特性,法律是靠國家暴力來支持的。這種觀點,我們當然很熟悉。中國主流的意識形態就是持這種法律觀的。過去講無產階級專政,講法律是刀把子,都是如此。今天這麼講的人不多了,但是一般的法律定義還是強調強制性的。其實,從強制的角度去認識法律,不光是中國,西方的法學也有這樣的傳統。只不過,這種看法現在有了很大的改變,儘管人們並不否定法律具有強制性,但他們也相信,強制性並不是法律最根本的特徵。因為只有強制性並不能成就法律。用我這裡的話說就是,法律上的強制基於說理,法律的強制應該是一個說理的強制。就因為這一點,立法者、司法者和執法人才區別於劫匪和強盜。就是靠了說理,單純的強制命令可以進於(變成為)法律,外部的強制可以轉化為於內心的服從。

我們經常講的法律的權威性,跟人的內在認同、內心確信、內化的正當性這些概念是有密切關係的。實際上,不管哪一種文明的法律,它們能夠大範圍地傳播,長時間地流傳,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因為有「理」在裡面。中國有所謂「天理-國法-人情」的說法,這是我們很熟悉的。過去的國法就是王法,所以又有「目無王法」一說,但人們這樣說的時候,並不只是因為王有警察、軍隊和刑罰手段,更重要的是王代表了天命、天道,王法裡面有天理,而這個理是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出來的,是大家接受的。中國古代法律能夠流傳幾千年,根本上靠的是這種建立在理的基礎上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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