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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X

Space X與夢想

王一鳴: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哥倫布、達爾文和愛因斯坦,更需要一種羅曼蒂克般的發夢精神。

「我們住在一個美麗的世界」。

Coldplay在千禧年推出的單曲「Don』t Panic」中借用了《銀河系漫遊指南》封面的這句話,試圖為這個星球上向著下個世紀張望的不安人群帶來心靈的慰藉。

這本科幻界的聖經同樣也是埃隆•馬斯克的救贖。他在剛剛成功發射的 Falcon Heavy火箭外懸掛了自己製造的紅色特斯拉跑車,駕駛艙顯示屏上工整地留下了同樣的字樣——「Don』t Panic」,向著宇宙深處遙不可及的遠方謙虛地致敬。這一安排浪漫而天真,人們滿懷興奮地眺望着Space X的偉大夢想越過天際,逐漸遠去變成圓點,深邃的星空令人發夢。

然而煙花易冷、美麗易謝,偉大繁盛之物往往稍縱即逝。Coldplay在另一首單曲「Scientist」中將這一道理講的簡單而明白——「我們走了太多的彎路,發生了許多事情」。

我們這一代人,幾乎從未有機會體驗「協和號」客機帶來的無與倫比的加速感。同樣是在千禧年,戴高樂機場的空難永遠地結束了這架唯一的超音速客機的歷史使命。當我們在近年為乘坐空客320和波音787而歡喜不已的時候,我們不會知道誕生於1965年的超音速技術就已經把飛機設計地如此富於美感,不會知道倫敦飛抵紐約僅需要2小時52分鐘,無法想象6萬英尺高空那抹奇異的顏色。

幾近相同的道理。當今天火箭上搭載的特斯拉跑車帶給我們童話般的夢幻質感,我們不會覺察到歷史也可能其實是在悄然退步。半個世紀以前,那上面所附着的是阿波羅11號載人太空艙和此後一架架的航天飛船。2011年最後一次航天飛機發射之後,美國主動退出了重型火箭領域,每年需要向俄羅斯繳納上億美元的載人火箭費用才能把自己的航空員送入國際空間站。美國副總統彭斯去年在NASA不無沉痛地憶及這段往事,「我們在長達45年的時間裡失去了將人類及其太空夢想再次送出地球軌道的能力」。

這是科技領域的歷史主義幻象,那個本應不斷攀登的制高點很可能不在明天,而是在昨天。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戰」結束以後,美國已然失去了向宇宙深處繼續探逐的根本慾望,軍事衛星數量到達頂點,GPS星座陸續開始建設;克林頓政府在世界範圍內搞起了安撫與合作,與俄羅斯成立了的歐洲航空局,向日本輸送航天技術;小布什政府直接宣布將戰略意義更重的近地空間全面讓給商業航天,Space X、Bigelow,Blue Origin因以先後起步。在冷戰結束後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裡,美國沒有再向著太空發夢。2004年小布什政府的「星座計劃」、2013年奧巴馬政府的「獵捕小行星計劃」、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重返月球計劃」,「燈塔國」對於外太空的競逐從月球移至小行星,最終又回落到月球,又一個十餘年過去,現在連運載火箭的重任都交給了商業公司,在NASA成立60周年之際,火星看起來比過去更加遙遠。

至少在以下三方面,這個星球上的發夢精神受到了阻遏:

戰爭的結束是這一切的結構性背景,和平與平庸向來是同一狀態的兩面。所謂「做小生意需要朋友,成大事業要有敵人」,整個1990年代,世界沉浸在一抹久違的舒緩氛圍里,大國軍備競賽帶來那種壓迫感一時間消散殆盡。「霍布斯狀態」曾經使得這個世界漫溢着競爭的原始本能,這種本能帶來了浩劫,但同時也極大地撩撥了人類的想象力。因由這種想象力,德國的V2火箭之父沃納•馮•布勞恩可以免除於任何戰爭罪責,轉身成為土星5號運載火箭之父,一手促成阿波羅11號的人類奇蹟。因由這種想象力,美蘇兩國可以在漫長的歲月里不惜舉傾國之力維繫一場橫亘於所有角落的軍備競賽,從核武器到核防禦、從噴氣發動機到隱性轟炸機、從地球到太空,不斷透支着人類的創造極限。冷戰結束以後,「燈塔國」不再發夢,在民主制度和選票政治面前,從民主黨到共和黨的政治領袖們紛紛將理想化約為口號,為朝令夕改的政策尋找託辭。

國家的高福利化成為科技發展的另一個掣肘。由於社會保障的強化、移民人口的暴增、網絡時代的媒介壓力,人命變得更為值錢,無論威權國家還是民主國家,高福利成為政府維繫合法性的必然出路,而這擠佔了科技發展的經濟基礎。2013年,當奧巴馬宣布「獵捕小行星計劃」之時,他為這項長達十年的總體規劃提出了26.5億美元的投資,當年的啟動資金僅僅為1億美元;同年,奧巴馬醫保支出近3兆美元,佔GDP比重超過10%。而在阿波羅計劃蓬勃開展的十年間,NASA總共投入了254億美元,折算至當前相當於2060億美元,單個項目預算一度佔到了聯邦總財政預算的4.5%。然而在2017年,NASA只能搶得195億美元的政府預算,占聯邦總預算比例已經下降至0.47%。然而即便是這一數字,也已經是全球剩餘國家航空預算總和的兩倍以上,相比之下,俄羅斯聯邦航天局多年來只能維持在10億美元左右的預算。錢是決定科技發展的絕對標尺,「協和號」客機之所以永遠地離開了歷史,核心原因就是燃油價格上漲帶來的成本暴增,僅僅是在跑道上滑行的一段距離就抵得上一量普通轎車半年的耗油量。這一數字最終令英航和法航望而卻步,他們都已經是逝去許久的帝國,不需要承擔這種發夢的責任。

最後,全球性公共議題尚未準備好為科技發展預留空間。近年來氣候變化、災害治理、貧困問題一直佔據着國際社會的公共話語霸權,公共議題愈發為各國的國內政治需要所綁挾。在確保各項議題政治正確的同時,有關人類更高更快更遠的很多根本的命運問題被束之高閣,缺乏應有的好奇和擔憂。外太空、外星人逐漸退化為只有科學家和科幻愛好者才會感興趣的課題,政府往往懶於顧及,在遮遮掩掩之間將很多陳年舊事有意無意地翻來翻去。

在這樣的意義下,Space X的成功發射令人快樂,儘管大約是一種好萊塢式文化建構而出的快樂,但同時也的確是一種因發夢而來的理想主義般的快樂。

美國對於私有部門權利的保護和重視是這一切的基礎。在Space X以前,馬斯克在Paybal和特斯拉上已經取得了成功,他所先後挑戰的是傳統的銀行支付手段、各大汽車和油氣公司、洛克希德-馬丁這樣的軍工複合體,在強大的利益集團面前,馬斯克成功搶食了市場,逼得汽車業整體向新能源轉型,逼得NASA回過頭來向Space X索要訂單。他在政壇也能夠找到自己的支持者,加州民主黨人是他穩定的後院,共和黨大佬約翰•麥凱恩也多次為其站台。在任何領域,美國的獨立中小企業是能夠憑藉自身實力尋得立足之地的。2008年以來的頁岩油氣革命,最開始在不同油田精耕細作打拚出來的幾乎全部是當地的中小石油公司,在他們以下是無數的渴望提供鑽井、運輸和其它油氣服務的小微企業,再以下是不計其數的土地掮客、基金交易員和銀行貸款人,這些人共同構築了一個完全競爭、充分釋放活力的產業市場,一切就緒之後,只待大型油氣公司通過一場收購注入充分的現金流,壓裂車轉而吼聲震天,油氣從頁岩縫隙中源源不斷地流淌出來。現在這一場景正在航天領域重現,正如電影《教父》在一開場,意大利商人的那句致謝——「I believe in America, America has made my fortune.」美國的私人企業可以創造財富,也可以成為這個星球的夢工廠。

其次,美利堅文化深處的清教屬性擁有一種先天的救世主意識和改造舊世界的慾望。美國人民從一開始就深刻地相信自己和猶太人一樣,也是上帝的選民。早在乘坐「五月花號」前往「應許之地」的途中,他們就將這次草萊初辟的旅程與摩西的出埃及記相提並論——「我們將如山顛之城,為萬眾瞻仰」。布爾斯廷在他的《美國人》三部曲的開篇即提到,「這以後三百年,沒有人能夠比他更好地表達美國的命運感」。2008年,當馬斯克的第一代Falcon Heavy火箭連續三次失敗後,他沮喪的承認「很多人認為我們做不到——很多人,真的。」然而在2016年的國際宇航大會上,馬斯克滿懷希冀地告訴大家他從未放棄這一偉大的夢想,他希望能夠把一百萬人帶到火星上去,他認為他的火箭只需要30天就能夠完成旅行,每次可以戴上100-200人,他保證那裡會有餐廳、報告廳和電影院。這是標準的美利堅式的救世主義,是一幅充溢着野心與天真的美好夢想。在2013年的一次採訪中,他曾經談及《銀河系漫遊指南》對自己的巨大影響,「十幾歲的時候,我開始懷疑自己的存在意義,讀了很多書試圖找到人生的意義。」馬斯克說,「就在那時,我讀到了《銀河系漫遊指南》,它告訴我,疑問本身比答案更重要。若想接近問題的核心,我們就要探索宇宙,更好地理解宇宙」。在馬斯克的精神世界深處,永遠裹藏着一個深沉的太空夢,這一點像極了傑弗遜、威爾遜、羅斯福以來那些始終秉持着世界責任感的美國人。

最後,帝國的生成往往是在無意間因循了某種被註定的命運,而對於這種命運的捕捉需要一定的發夢精神。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斯巴達固守陸地權勢,卻始終無法戰勝雅典領導的海洋同盟,是由於天才將領萊山德的擢升,才根本性地做出了創建海軍的決定,並最終在羊河口一役成功擊潰雅典,奪取了修昔底德所言「最偉大戰爭」的勝利。15世紀英法百年海戰的失利使得英國在此後的幾個世紀沒有再升騰起染指大陸的權勢慾望,但這客觀上使得英國轉向身後面向海洋,並在克倫威爾時期提出了革命性的海洋戰略,最終成就了日不落帝國長達三個世紀的偉大輝煌。對於萊山德、克倫威爾們而言,帝國的緣起需要一定的運氣和發夢精神,對於我們今天所處的星球而言,世界政治的穩定狀況和人類的生存現狀遠好於之前的幾個世紀,當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哥倫布、達爾文和愛因斯坦,更需要一種羅曼蒂克般的發夢精神。某種程度上,科技進步才能改變人類的命途,一屆又一屆混沌的政治事務只會令我們的文明陷入周而復始的庸常。

Falcon Heavy成功的當天,馬斯克顯得格外興奮。他在之前壓制了自己的期望好久,不住地告訴大家仍然可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最終的結果不錯,只有一枚火箭助推器沒能成功回收。這使得那份夢想近了很多,「最後,他會極端地接近火星,」馬斯克說「有那麼一點點的機會,它可能落到火星上……極其渺茫的希望。」但恰恰是那一點點的希望,重新喚醒了人類對於彼岸探逐的幻想。這註定是一條漫長的道路,然而這個星球本就應該有人在不斷發夢,世界才因以美好。正如肯尼迪在半個世紀前為阿波羅計劃所作的那篇偉大的演講,「我們要去月球,不是因為它很簡單,而是因為它很艱難」。

(註:作者王一鳴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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