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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司

誰來約束大型科技公司的壟斷權力?

福魯哈爾:科技巨頭們的權力越來越大,究竟是福還是禍?這一問題不僅在達沃斯論壇、也在美國政壇引起關注。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已經落下帷幕。隨着這一推動者和塑造者的論壇逐年變大(有些人會說太大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交易場所,而不是一個思想領袖沙龍。但是,達沃斯仍是這個世界上觀望風向、看看今年的關鍵經濟和政治問題將是什麼的最佳場所。我敢打賭,排在首位的問題將是大型科技公司重塑自我的嘗試。

FANG——Facebook、亞馬遜(Amazon)、Netflix和谷歌(Google)的統稱——正在經歷一場引起學界、政界和經濟界討論的危機。活動人士、監管機構、甚至一些科技公司高管本人都在呼籲對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成癮特性進行調查。

就在最近,美國國會再次詢問了Facebook、谷歌和Twitter對極端主義內容的管理情況。底線在哪裡?對於如何防止它們的平台被用於諸如俄羅斯干預選舉的事情,或是被緬甸等地的政府用來讓民眾準備好參加敢死隊和實行種族滅絕,這些公司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的確,有證據表明,平台技術的興起與人們對自由民主本身的信任度下降有關。根據對28個國家進行的《愛德曼信任度調查報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整整65%的人口從平台和聚合網站獲得新聞。

遺憾的是,在現在全世界大多數新聞由Facebook、谷歌和Twitter提供的同時,人們對自由民主政府的信任度在下降。由這些平台產生的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把人們推向極右或極左的極端內容,這就產生了一種削弱他們對現有機構信任度的趨勢。

這就是我對以下現象感覺如此奇怪的原因之一: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試圖「解決」該公司問題的最新嘗試,涉及讓人們遠離新聞網站,貼近朋友和家人。不幸的是,我們最親近的人正是那些為我們製造了過濾氣泡的人。這些氣泡對平台來說是相當有利可圖的,平台可以利用氣泡將不透明的政治和企業廣告推送給個人,而這些廣告通常會迎合他們自己的偏見。

這些往往正是在日光下看起來不好的東西,這是大型科技公司正在遊說反對《誠實廣告法案》(Honest Ads Act)等措施的原因之一。該法案將迫使它們像任何其他媒體公司一樣,把它們的政治廣告放到大庭廣眾之下。

大型科技公司還在繼續遊說反對堵上《通信規範法》第230條(CDA230)等漏洞,堵上這一漏洞將終止它們在1990年代中期作為一個年輕而新生的行業、而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所享有的特殊和過時的補貼。或許,最重要的是,它們沒有聽取最嚴厲的批評者的意見。

當你有問題並且很認真地想解決它的時候,你會接觸那些最嚴厲批評你的人。我自己與大型科技公司打交道的經歷表明,他們仍然覺得批評者「根本不懂行」(我最近幾個月主要是與政策和公關人員打交道;自從我開始撰寫批評性文章以來,一直聯繫不到高管們發表評論)。

相反,你所看到的是一種典型的企業公關套路,其特點是轉移視線和拖延。Facebook在歐洲的勞動力培訓等方面做了一些宣傳,這當然是一個值得做的項目,但它並沒有解決任何與它們的有害商業模式有關的大局問題。一個真正的轉變應該是開放他們的算法黑盒,並創建一個公眾可以查看和搜索發給他們的廣告類型的網站。它也許還可以在數據跟蹤方面創建更清晰的「選擇退出」條款,並出台一項限制數據使用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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