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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

中國改革還能走多遠?

鄧聿文:中國出台系統性改革目前看很難,因為國企、政府、既得利益群體乃至大眾自身都構成進一步改革的阻力。

2018年是中國改革進入40歲的年頭,中國領導人在新年賀詞中表達了繼續改革的決心,稱「要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為契機,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將改革進行到底」。隨後,上海、深圳、浙江等地紛紛響應領導人的改革號召,民間則有機構在準備相關紀念活動。

我在中共「十九大」前預測,未來五年,反腐力度下降,經濟改革關注度上升。之所以做出這個判斷,是因為之前對反腐的強調抑制了改革,同時,改革本身因「內有危機,外有壓力」,而不得不提速。「內有危機」說的是,中國還處於一個經濟增速下降的大通道中,要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消滅貧困的目的,經濟需要保持一定增速;「外有壓力」說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稅改可能觸發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減稅效應,這對本來就是高稅負的中國,構成了很大的外部壓力。要化解內外壓力,必須啟動改革,而要改革,反腐的強度就必須適度減弱。因為反腐是導致官員和政府普遍不作為的一個原因,是造成改革空轉的一個重要因素。

就官方而言,說「啟動」改革是不「確實」的,因為官方從來沒有表示改革停止過,相反,官方一直在高調宣揚改革;但就改革的實際進程而言,多數人的感覺是,改革已經停滯了,如果不說完全終止的話。早在10多年前,民間就有學者提出「改革已死」的說法,在這些年中,改革停滯也得到越來越多官方學者的認同。其實,官方對改革停滯也是很清楚的,只是出於意識形態的需要不能講而已。和四項基本原則一樣,改革也成了官方的意識形態,因為中國執政黨正是從改革中重獲合法性的,用官方話語說,「改革是當代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這桿大旗,任何時候都不能讓它倒下。

中國改革在過去10多年的停滯有很多因素。從改革本身來說,早期改革是從相對容易的地方開始,是一個帕累托改進過程,多數人收益,而隨着改革向深水區挺進,難度增大,收益面縮小,受損面擴大,改革的步伐自然也就會放緩。從改革與開放的關係來說,早中期的改革嚴格講是由開放倒逼的,開除「球籍」的恐懼和融入世界的需要逼得中國不得不打開國門,並反壓國內改革,在這個過程中,加入WTO是推進中國早期改革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一方面是中國向世界開放的需求減弱,另一方面是中國有實力抵擋西方進一步的開放壓力,這就使得開放步伐慢了下來,並帶動改革的步伐也慢下來。

從改革與大眾關係來說,任何改革要滿足所有人的利益是不可能的,但任何成功的改革都應儘可能使反對者少一點,支持者多一點。中國後期改革恰恰不是這樣,它的打擊面太大,改革的幾乎所有代價都要底層民眾承受,從而導致改革的公正性備受質疑,人們「談改色變」,使改革得不到民間支持。而大眾的反對反過來迫使政府不敢去實施那些激進的改革措施。

改革停滯不前會導致一個多輸局面。中國這些年的發展,還是受益於前期改革的紅利,經濟發展的慣性以及人口素質的提高。但現在,紅利基本接近枯竭,慣性也趨於停止,素質也處於一個高點,難以進一步提高,官方已經感覺到此種局面不能再維持下去,必須啟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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