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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

北航性騷擾醜聞能否演變成中國版「#MeToo」?

呂頻:當一個社會建立起在相當程度上性騷擾不可逃脫懲罰的普遍規則,那麼,各個權力體基於其利益計算所做出的選擇就可能不再一樣。

一則網貼下,聚起對一名擁有諸多頭銜的名校教授的系列性騷擾指控,最終一名女博士站了出來,用實名代表女學生們發出了公開指控。學校啟動調查,看似態度端正,卻遲遲沒有結論,看來是因為「證據不足」。一位知情者說:「對性騷擾來說,她們(註:指投訴的女生們)已經提供了很完整的證據鏈,但對方(註:指北航校方)卻以性侵案的標準,要求提供更多證據。

當性騷擾舉報走入這樣的困境,可以看到的是,與學生與騷擾者之間的權力不對等相比,學生與學校的之間的權力不對等,是最終導致此類性騷擾問題無法被解決的原因。這兩種權力不對等是同構和相互掩護的。父權性的權力體系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對其內部各層級成員的普遍的系統性的保護,這是體系對內維持效忠,對外保持合法的關鍵之一。因此,要一個這樣的權力體系例如大學,和一個早已與其利益共生的長期成員切割,簡直就像把相吸的磁石掰開,或者把鹽從水裡抽出來一樣困難。當然,前提是女生的性別權利對這個權力體系來說始終是外部及無足輕重之事,否則,換一種情況,成員們一旦觸犯了體系本身的利益的威權,遭遇嚴刑峻法的也比比皆是。

因此,女生們其實是有點與虎謀皮了。不僅當事人,當所有關心女性權利的人設想性騷擾的體制性解決的時候,都需要首先正視體制本身作為父權共同體的利益屬性;基於那個看不見的內外之別的設置,體制早已擁有通過什麼都不做來消解性騷擾投訴的能力。

然而另一方面,一個運作中的結構,如同生命體一般,必然留有空隙。要求徹底摧毀所有這一類結構,是只可想象的革命,而所謂改良,前提是完全承認權力的合法性。但通過問責與施壓,迫使體制放棄其所設的上述內外之別,將女性權利在權力結構中內部化,同時也削弱結構的父權屬性,這或許可以稱為改造,是在革命與改良的二元選擇之外的社會方案。那麼女性要做的,就是將訴求推入議程,促使「婦女的問題「被承認為公共問題。

所以,全國各地的女生們,在北航事件的激發下,組織起了針對各大學的反性騷擾機制聯名倡議。每天都有新的學校加入,其中武漢大學和清華大學的網上聯署在被刪除前徵集到了300多個聯名,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也很快有上百人加入。要知道,這些都是在網上不斷被刪帖,網下有參與學生被「談話」的條件下做到的。雪球正在越滾越大,發布者採用了種種巧妙的反審查技巧,努力爭取讓信息停留多一天,多一個小時,能爭取到更多簽名,審查也並沒有阻止更多人參與。

歷史可以很遠,也可以很近,近到就發生在一個人的手機里。一個例子是,一位曾在四川大學讀書的學生,在加拿大的課堂上聽到了關於Me Too運動的介紹。後來,當北航事件被曝光,她在微博發起「Me Too在中國」的標籤,幾天後就有了230多萬的訪問量。幾天後,她成為致信川大呼籲性騷擾防治機制的發起人,一天當中就收到265多個校友聯署。「哪怕是不知名的個體的撼動也是巨大的「,她說。當今社會,正在努力將每個人碾壓得卑微而無力,並且切斷他們之間的有機聯繫。然而,事實證明對權利的執念無法麻木,人們永遠在伺機而動。觀察各種自發的權利倡議事件,你會發現,勇氣,策略,技巧,以及權利論述的話語等等,在人群中不但沒有失傳,反而更發展——艱險的環境反而鍛煉和激發了人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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