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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

從顧雛軍案再審反思2004年國企產權改革大討論

鄧聿文:所有被質疑的改革,真正違背民意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政府設租、官員腐敗、官商勾結、瓜分民財等問題。

2017年12月28日,中國最高法院決定再審包括顧雛軍案在內的三起案件,這次再審是為貫徹《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精神。後者是2016年11月由中國政府出台的。

本文不打算論述顧雛軍案,而是想重新審視此案背後的那場席捲全國,長達半年的「郞顧之爭」及國有產權改革大討論。因為這場大討論不僅是顧雛軍個人悲劇的前奏,其產生的影響事實上也逆轉了中國改革進程,使國企改革從此前的「國退民進」轉向此後的「國進民退」。

2004年8月,香港學者郎咸平發表了《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一文,將矛頭對準顧雛軍,指其用「七板斧」侵吞國有資產,掀開了「郞顧之爭」序幕。隨後,郎咸平又批海爾的曲線管理層收購(MBO)和TCL的整體上市「阿波羅計劃」導致國資流失。郎咸平對當時三家明星企業的批判引來輿論圍觀。不久,各派學者加入論戰。爭論也驚動了政府部門和大眾。大討論持續了近半年,最後顧雛軍被捕,MBO的暫停收場。

2004年的大討論是繼1978年真理標準討論後又一場影響廣泛的討論。但相比後者局限在思想界和官員間,前者由於網絡技術的普及,波及範圍更廣,人數更多,特別是普羅大眾首次參與進來,並在大討論中握有話語優勢,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討論結果。

各方爭論的焦點在產權改革和國資流失,不同觀點的交鋒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產權是否國企改革核心,MBO式改革是否應停止,如何看待國有資產流失,信託責任與職業經理人制度能否解救國企,民營化是不是產權改革的唯一途徑。

產權問題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陣痛, 國企改革最後必定要落實到產權上來。關於產權改革,郎咸平認為存在兩大誤區,一是神話民營化、上市,把國企的所有矛盾都放在產權上,以為企業上市就能解決產權結構,進而在中國實行歐美式的自由經濟。二是國企的問題不是所有人缺位而是職業經理人信託責任缺位。國企老總做好是應該的,做不好要負責任。國企具有學習能力,不能隨便退出,不能將其所擁有的財產以法律權威下的合法性以及制定價格的不合理性,轉到私人資本家手中。郎咸平還認為國企績效不輸民企,他建議,立刻停止賤賣國有資產的產權改革,禁止MB,建立一套激勵機制與信託責任並重的職業經理人制度。

應該說,郎咸平抓住了國企產權改革的一些嚴重問題,如由於制度欠缺和監管不到位,導致在實際操作中出現了大面積的國有資產流失,從而引起被改革邊緣化的底層民眾及其代言人左派學者的強烈共鳴,促使他們起來呼應郎咸平。然而,郎咸平由此出發而提出的政策建議則錯誤百出,誤導改革。他通過不完全的調查輕率得出壟斷國企的效率不輸民企,進而主張做大國企,又由美國和台灣的經驗而主張大政府,並提出用職業經理人的信託責任來改造國企,而這些藥方只會造成改革的停滯。

信託責任制度是西方公司治理髮展的產物。它是建立在產權私有的基礎上,只有在產權界定明晰的基礎上才能衍生出信託責任問題,而產權明晰的基礎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建立的基礎,也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討論信託責任和職業經理人不能侵犯委託人的權益。再往前,西方的信託責任和信託文化促進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其產權配置是有效率的,只有在此基礎上要求委託代理關係歸位才是正確的。可中國的產權配置關係顯然處於整體失效的尷尬境地,因此才有了國企的產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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