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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給勞動力市場帶來的教益

奧康納:金融危機就像一個大規模實驗,讓經濟學家們得以研究在數十個實行不同勞動法規的國家中,哪些最能抗壓,哪些不能。

當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最近在法國發起勞動力市場改革努力的時候,這位法國總統手裡有一套非常寶貴的數據。

對勞動力市場經濟學家來說,10年前開始的全球經濟衰退就像是一個龐大的自然實驗:數十個有着不同勞動法規的國家幾乎同時受到幾乎同樣的衝擊。這讓經濟學家們得以研究哪種類型的勞動力市場能夠承受壓力,哪些不能。

總部位於巴黎的發達國傢俱樂部——經合組織(OECD)的勞動力市場經濟學家安德烈亞•加內羅(Andrea Garnero)表示:「某些勞動力市場在危機前表現很好,但突然之間,他們差不多在一夜間受到這場危機的衝擊,然後像紙牌屋一樣倒下。」現在經濟學家正從這場危機汲取新的教訓,不僅關乎如何創造成功的勞動力市場,而且關乎應該如何定義「成功」。

他們的第一個結論是靈活性很重要。這一點非常正統:主流經濟學家早就這麼認為了。某些國家(尤其是南歐國家)在危機爆發後失業率升幅大得多,而回落的速度較慢。經合組織進行的分析顯示,很多因素幫助解釋了這種現象,包括衝擊以及財政政策回應的規模和性質。

然而,研究人員也得出結論稱,「對正式工人的嚴格就業保護」使得僱主在復甦開始時不太願意聘用長期員工,並促使他們聘用臨時工人,從而加劇一個兩級勞動力市場:核心級是受保護的核心工人,邊緣級是工作不穩定的工人(往往較為年輕)。

經合組織進一步得出的結論更令人意外。它發現,集中或協同工資談判也可以幫助勞動力市場更好地應對衝擊。實行協同談判制度的國家緩解了失業率的上升,因為工會和僱主談判削減工時,而不是裁員。在瑞典等國家,工時下降意味着工人收入減少,但在德國和日本等另外一些國家,工人們的收入得到特殊短期工作項目的補償。

對政策制定者來說,這方面的教益更為微妙,因為社會談判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工會和僱主能不能良好合作。

加內羅表示:「協同制度並不是在一夜之間就可以立法規定的:它是一種實踐,它在很大程度上基於不成文的規則、歷史發展以及社會夥伴之間的高度信任。」

在法國,馬克龍正在謹慎推進:他的改革讓僱主有更大的靈活性,可以在工作場所層面與工會或僱員達成一些特定的工作安排,但行業層面的集體談判仍將很重要。

經合組織在集體談判問題上的態度轉變,反映了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更廣泛反思。民粹主義抬頭——即使在失業率低的美國和英國也不例外——促使經濟學家質疑他們此前是否過分關注就業數量,而對就業崗位的質量、包容性和公平性關注不夠。

加內羅表示:「我們更加關注不平等問題,不僅是作為『一項要付出的代價』,而且是作為可能使體系不可持續的一個問題。」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等南歐國家在危機過後對勞動力市場進行了結構性改革,使其更加靈活,但代價是實際工資和生活水平遭受衝擊。

ING銀行的經濟學家伯特•科林(Bert Colijn)表示:「這些措施,特別是在很難推行這類措施的危機時期出台的措施,可能在人們對全球化的感受上帶來了更大問題。」

經合組織今年提出了一個衡量勞動力市場成功的新指標。它有9個單項指標:3個就業崗位數量指標、3個就業崗位質量指標,還有3個包容性指標。新的排名似乎表明,不一定要在就業崗位的數量和質量之間進行取捨。冰島、瑞典、挪威和丹麥的就業率很高,但在經合組織其他單項指標上的排名也很高。

今年10月,歐洲央行(ECB)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表示,「強調改革對經濟增長的益處,還不足以讓公眾普遍接受它們」。

譯者/裴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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