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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在中國大陸之外嘗試「接地氣」

丁學良:在中國大陸之外講授文革課,給這門課接地氣的可能性造成多種困境,我必須尋找合適的「地氣連接閘門」。

在西方東方大學裡講中國文革課28年,我深刻感受到的第三大區別,是大學所在的社會對本課題的關切度不同所帶來的教學效果之差異。講授中國文革課,不能在發生了這場巨型社會運動的中國大陸進行,不言而喻,給這門課接地氣的可能性造成多種困境。在異地講中國文革,我要尋找合適的「地氣連接閘門」,就得作多重的嘗試。

接地氣與否的兩類主要機會

我觀察到的關鍵是:有沒有學生運動發生是第一號的地氣連接閘門。只要大學所在的社會發生了某種形式和規模的學生運動,就會猛然增添該社會對中國文革課的普遍關注,當地媒體就會大幅度報導該課程,選擇上這門課的學生就大增,特別可貴的,是他們對課程的認真投入度就顯著加深。不得已而求其次,如果大學所在的社會本身沒有學生運動發生,但遠在中國大陸發生了某種形式和規模的學運風波,所起到的「地氣增量」效應也是挺明顯的。第二號的地氣連接閘門是中國大陸的政壇態勢,假如內地發生了戲劇性的高層政治動向,也會引發上面所說的海外公眾輿論對文革課程的關切度提升,刺激當地學生的求知勁頭。

我在哈佛本科生院當文革課助教的那幾年期間,美國本土並未發生有規模的學生運動,但卻遇上了1980年代末的特大中國學潮。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那三年(1995年年底至1998年年底),該國大學校園裡時不時的有學生小團體為原住民歷史上的遭遇——他們的孩子有些被政府福利部門以父母照管不周的理由轉給白人家庭撫養——遊行抗議,喊出的口號嚇死人,諸如「澳大利亞的種族滅絕!」,但應者寥寥,不能算是可觀的學生運動。那三年里中國大陸也沒有發生學潮。在香港教學的多年裡,最與文革課能夠接上地氣的重大事態,要數本地2014年夏季鼓吹和隨即發生的「佔領中環」風潮;以及從2012年開始,內地時隱時現的以薄熙來和周永康等「野心家、陰謀家事件」為標記的一連串戲劇性的政治風波。

每當這樣的接地氣閘門開啟之際,我必須在中國文革課程里增加縱向和橫向對比的討論,這正是比較政治社會學專業的一大亮點。這麼說,並不意味着要添油加醋搞炒作。恰恰相反,是要在公眾輿論熱哄哄的氛圍里,儘可能冷靜客觀地解釋當前的事態和早年的文革相比,有哪些要素是同一性質或遙相呼應的,還有哪些核心元素是不一樣的,儘管表面上看起來有類似之處。鑒於1989年代末的中國學潮和文化大革命之間的對比,已經發表的研究作品汗牛充棟,此處不再複述。另外兩個事態所觸發的公眾輿論、學生關注和廣泛誤解目前仍然餘波不斷,在此還需要交代一下我在文革課中如何應對相關的疑問。

對文革真相越了解,對激進主義越警惕

香港在「佔中」發起之前和行動期間,很多本地及外地的評論員把它比作中國文革的小型翻版。這種類比當然有其符合史實的少許成分:兩者都是由高等院校裡面首先起事的,以大中學生為主的青少年是風暴的先鋒,學生自發組織上街「搞事」帶動了更多的普通市民參與,其間也發生了少許的暴力衝突。但是,僅僅這些表面的相似之處並不能證明,香港的這場在高峰期有多達數萬人捲入的街頭行動,就是文化大革命在特區的重演。中國大陸文革深層最關鍵的諸多要素,遠沒有可能重現於香港的「佔中」運動,諸如最高領導層的成員直接操縱學生組織、整個行政系統和公檢法機構的瓦解或長期癱瘓、因此只好動用正規部隊管控社會即全面實施軍管、民間對立的幾派組織各自搶奪大量武器裝備搞武鬥,等等。筆者當時就在課堂內外做出這樣的解釋,雖然力求客觀中立,卻未必被最激進者所接受(參閱李春、杜宗熹:「台灣太陽花、香港佔中與文革不同」,台北:《聯合報》,201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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