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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報告

超越「一帶一路陷阱」

趙磊:即使沒有「一帶一路」,中國人也要全面對外開放,中國企業也要走出去、走進去,國際社會也要經濟合作、文化通心、智慧對接。

2017年對「一帶一路」倡議而言,絕對是個「大年」:5月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9月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實現了「絲路鋪金磚」;10月「一帶一路」寫入中國共產黨黨章。與此同時,在這一整年裡,筆者也聽到了不少負面評價。這些負面評價可以大致歸為兩類:一類是在國外特別是在西方國家眼中,常將「一帶一路」看做是中國陷阱,是中國對沖西方影響、力圖另起爐灶的陽謀;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眼中,又常將「一帶一路」看做是中國餡餅、中國紅包,有利則參與之,無利則擯棄之。在中國國內,也存在一些負面評價,如認為「一帶一路」體現了中國「救世主」心態,中國熱衷於在國際社會「好大喜功」,是「花錢買好評」等等。

當然,筆者也不贊同另外一種心態,即一談「一帶一路」就認為好得不得了,這純粹是以宣傳的口吻與國際社會交流,體現了極強的自負與民族主義心態。其實,筆者跟蹤研究「一帶一路」四年,去了幾乎有所國內邊疆省份,幾十個絲路沿線以及相關國家。我感覺越深入了解這一倡議,就越不會輕易評價其好壞,她就如同一個孩子,未來的發展取決於我們的態度,取決於對其用心推進的程度,對其投入負責的程度。因此,不需要對「一帶一路」唱高調,也不需要唱衰這一努力。

在黑天鵝、灰犀牛頻發的時代,「一帶一路」增添了一抹亮色以及確定性,即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確定性,中國充分融入國際社會的確定性,中國堅定參與全球治理的確定性。判斷「一帶一路」是機遇還是陷阱,要看其內涵實質,即如何定位「一帶一路」,該戰略的哲學、經濟學、國際關係學基礎是互聯互通(connectivity)的,既要打通發展痛點,也要仰望人文高點。今天國際社會需要互聯互通,半個世紀、一個世紀之後依然需要互聯互通,「一帶一路」早期建設需要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長期建設需要政策溝通、人心相通。

最近,筆者在十九大之後赴歐洲三國訪問——荷蘭、捷克、奧地利,三國均對「一帶一路」高度關注。中國機遇對歐洲特別是中東歐的影響是紮實顯現的。例如,2012年赴捷克旅遊的中國人只有三萬人,到2017年赴捷克的中國遊客達到了50萬人。但筆者在訪問期間看到一則《產經新聞》2017年11月28日的報導,美國國務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一場演講中指出,中國政府正在全力參與太平洋和印度洋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對於這些國家來說禍患遠遠大於利益。在其眼中,「『一帶一路』陷阱」有兩重含義:債務風險、就業風險。

債務風險

蒂勒森指出,中國為獲得基建項目而進行的投資,將致使接受投資的國家形成龐大債務。從投資合同上分析,蒂勒森還強調稱,被投資國很容易陷入債務不履行困境。東南亞國家還是應該以美國為核心,團結一致地對抗中國強勢推進的「一帶一路」戰略,不能被中國龐大的資金所控制。

在早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的優先領域,重要基礎設施項目通常需要數十億、百億美元的投資,且投資周期長,中央企業或國有企業是主力。這樣的項目往往需要多方或多個國家的參與,中國國內的銀行或項目國家的銀行在資金規模和服務能力方面都無法滿足這一需求,因此需要共商、共建、共享。過去四年,中國政府一方面推動亞投行、絲路基金等融資平台建設,另一方面積極鼓勵基於BOT形式的PPP模式,堅持企業主體、市場導向。同時,「一帶一路」越來越重視能夠發揮軟聯通作用的輕資產項目,這些項目的主體往往是民營企業、跨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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