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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中國大城市政策中的多重博弈

劉遠舉:如果沒有解決意識形態與社會治理機制上的深層次問題,中國特大城市的人口數量,必將受到長期抑制。

北京大火之後的強制搬遷,一夜之間,造成了無數人流離失所,與此同時,人們發現政府文件中堂而皇之的出現了「低端人口」的說法。其實,這只是中國大城市政策浪潮之下的一個浪花。

戶籍博弈

從經濟學的視角看,城市病,諸如擁堵、人多、城中村、公共服務不足等,作為一系列事實,屬於「實證」範疇,即這些現象都是客觀存在的。但是,是否需要解決、如何解決,則屬於經濟學上的「規範」範疇,即這些現象是否合理,是否需要糾正,以及如何糾正,這涉及道德、倫理、政治、公正等角度。

或許有人會覺得奇怪,城市病難道不需要解決嗎?實際上,答案取決於從哪個群體、階層、階級的視角來看這個問題。

如果用城裡人的視角來看,以前,醫院人少,公交車也不擁擠,四合院寬敞,弄堂充滿人情味,大街上車也不多,現在雖然醫院設備好了,地鐵也更快,房子面積更大,但卻要排隊、擁堵。且不說,這是一種對過去記憶的美化,中國大城市的公交一直很擁擠,高峰時期的電車絕對不比地鐵寬鬆;也不說,經濟發展,必然伴隨着些現象。如果與城裡人的「美好過去」對比,以及希望地鐵寬鬆、看病不排隊的角度來說,大城市的確病了。

不過換一個群體的視角呢?

用農村進城的外地人的視角來看,原來看病需要走50里山路,而現在看病需要排1小時隊;原來出行只能坐拖拉機,而現在出行有擁擠的地鐵。顯然,在他們眼裡,這是公共服務的改善,而不是降低。

在所有的大城市病中癥狀中,集各種「低端人口」之大成的貧民窟、城中村,是最典型的。「貧民窟」是一個事實,對於這個事實,對於不同群體有不同的影響。負面影響是,「低端人群」降低某個社區的環境、治安,是城市原居民眼中的噩夢之地。不過,對於進入城市的農民,貧民窟卻是正面的,是夢想開始的地方——雖然在「貧民窟」里的生活條件要比普通城市居民差,但在這裡生活,卻能獲得比其在農村更好的生活條件與收入,以及更好的前景。

所以,中國大城市病的本質,不僅是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必然現象,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轉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即農民在藉著市場經濟,藉助市場化獲得的一定程度上的遷徙自由,通過「用腳佔取」的方式,進入到大城市分享、分攤改革成果、公共服務,糾正過去不公平的城鄉居民二元利益分配格局。城裡人對農村人的剝奪,某種程度上被打破了。從這個角度,是還過去的債,是邁向更公平社會的必然代價。

那麼,中國的大城市病,本質上是多個階層之間的博弈。是「不可容忍的、必須解決的、能夠解決的」,還是「可以容忍的、符合規律的、必須接受的」,不同的視角,決定了如何定性問題、對問題的容忍度、以及如何解決問題。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就是「城裡人」與「農村人」之間的博弈與爭執。政策選擇上,是讓一線城市中的居民忍一忍,適應新的利益分配格局;還是強力抑制人口向一線城市聚集的趨勢,趕走原本不屬於一線城市的進城農民或「低端人口」,保一線城市居民的利益,延續過去的城鄉二元利益分配格局。這就是一個政治問題,與一國不同群體的政治權利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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