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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西方學生上文革課常發「奇想異見」

丁學良:哈佛本科生對中國的背景知識欠缺常引發令人開懷的效果,但他們思維獨立不羈,聯想對比的活躍度非同凡響。

我講授文革課程的西方東方三所大學的第一個區別體現在教材,第二大區別在於學生群體的特質。僅就智商和學習能力而言,毫無疑問,哈佛大學本科生的水平位列最佳。然而在1988-1993年我在那兒當教學助理時,美國青少年對中國事務的背景知識太缺乏,也少有美國學生來中國參與交流,而這些在目前已成為美中教育互動的一大領域。

哈佛本科生的特質有時導致意外效果

哈佛本科生對中國的背景知識欠缺常引發令人開懷的效果,如以前舉例的他們中有人對「走資派」(Capitalist Roaders,字面意思是「資本主義的走路人」)的解釋之異想天開——「非常富有的人開着豪華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但更多的困惑是來自中文的文革術語譯成英文後,極易與俄國十月革命的術語難分彼此。「紅衛兵」的英譯Red Guards,與十月革命中的「赤衛隊」完全一樣;「文化革命」的英譯Cultural Revolution,在十月革命後,是指蘇聯在文藝領域裡發起的破舊立新滾滾紅潮。對於這些難分彼此的術語,我要耐心解釋:其實中國文革期間的部分觀念和行為,最初源頭是來自十月革命,即便紅衛兵自己未必都清楚其中的血脈連通。

然而,這些本科生最鮮明的素質是思維獨立不羈,聯想對比的活躍度非同凡響。我記憶最深的案例之一是江青現象。在哈佛大學中國文革課程的閱讀資料和馬若德的講課里,以及我們教學助理的輔導課全過程中,江青都是一個被嚴厲批判、徹底否定的極左派代表人物。尤其是像我這樣來自皖南保守文化傳統的中國留學生,對江青還多了一份厭惡,就是她說話、舉止的風格之狂妄囂張。可是到文革課結束前那星期的輔導課上,有位女學生鄭重其事地作了一個口頭報告(這是要計分數的功課),題為:「江青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具影響力的女權主義運動領袖」。報告大意是:中國的傳統兩千年來始終都是尊男貶女,1949年以後延續了這個傳統,中國的權力機構里,女性所佔比例一直太低。這種狀況只是在文革期間才有明顯改變,從中央到基層的黨政機構里,女性代表比1966年之前的任何時期都多。這種改進要歸功於江青個人的榜樣發揮了正面影響力,若無她這樣一位天不拍地不怕的女政治人物呼風喚雨,中國的女性絕無機會在文革十年里嶄露頭角!毛澤東去世後,中國各界對江青的批判那麼強勁,其中就有男權主義的傳統觀念在起作用——中國的男人們最看不慣女性成為強勢的公眾人物。

這位女學生的報告立刻激起了我主持的那個二十多人的小班(One Section)的火爆辯論,將近兩個小時激辯下來,倒是贊成女同學觀點的人數大增,儘管還不過半。雖然我不能完全接受她的觀點,卻對她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很讚賞。而且很多年後,我確實讀到了西方資深學者的研究,從獨特視角來比較20世紀的兩大激進政治運動:極右的納粹主義和極左的共產主義,發現在二者的意識形態里,都有強烈的misogyny(厭惡女性主義),兩大體系的宣傳品都高楊所謂的 Super Men 超人形象,而所有的「超人」都絕非女性(Jack Holland, A Brief History of Misogyny: The World's Oldest Prejudice, Chapter 7, London: Audible Studio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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