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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江歌事件映射出轉型社會的人性、道德與法治困惑

李昊:中國需要在一個個案件中凝聚現代法治的基本共識,願我們在激昂呼喚公正時,能夠審視自己奉行的公正標準。

中國留日女生江歌遇害一周年之際,兩場審判正在日本和中國同時上演。在日本,司法人員根據法律程序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訴訟;在中國,社會公眾根據道德標準對另一名受害者進行網絡審判。針對劉鑫的憤怒譴責已經持續了一年,並在本周達到了最高潮。

平心而論,江歌的慘死實在令人痛心,江歌母親的悲痛確實讓人動容,社會公眾的關切多數都是出於良知和善意。但不幸的是,江歌生前最親密的兩個人陷入了痛苦的紛爭,網絡的關切也從對遇害者的愛演變為對另一名受害者的恨。更有甚者,大規模的網絡暴力不僅令人嘆息,也為未來更多的網絡暴力埋下了伏筆。在最初的義憤過後,我們應當開始認真思考以下問題:如何面對本案中的人性糾葛?如何公正地討論一起刑事案件?如何避免以野蠻的方式去維護文明,以道德的名義去踐踏法治?

一、「人性」是否是指控劉鑫的理由?

對於劉鑫而言,很多人希望案發時劉鑫能夠衝出門去直面屠刀,用生命成就人性的偉大。但是,我們也應當意識到,面對門外正在發生的凶殺案,劉鑫沒有出門也是人性的本能,正如同絕大多數人在面對兇殺時,本能的反應都是躲避起來保護自己,尤其是一名無縛雞之力的女性。人性就是這樣,即使是自己的朋友遭遇不測,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氣和能力迎刃而上,更何況在危險而混亂的瞬間,劉鑫是否確切地知道江歌面臨的是殺身之禍都很可疑。(劉鑫否認當時確知門外發生兇殺,並稱門被從外面推回關上。)

顯然,趨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犧牲與寬容則需要人性的升華。人性中的勇敢與高尚固然令人敬佩,人性中的膽怯和渺小也應得到理解。尊重人性是任何良善社會的基本準則。正是由於承認人性中的膽怯,所以任何國家的警察在接到兇案報警時都會告誡當事人保護好自己,絕不會要求當事人去與歹徒搏鬥,更不會因當事人為了保護自己而沒有勇敢救助他人就施以懲罰。相應的,正是為了引導人性中的偉大,國家和社會也應當對見義勇為的義舉給予榮譽和獎勵。

無論國家、社會還是個人,都不得對普通人施加違背其人性的過度要求,更不得以這種過度的人性要求去剝奪他人的合法權益。轉型社會常常受到人性標準問題的困擾。如果說,以往的道德宣傳在公眾中造成了較高的人性期待,那麼在今天,社會往往需要重新校準人性的坐標,需要用普通人的人性標準替換英雄人物的人性標準。這個人性的回歸過程註定是充滿碰撞與困惑的,但終有一天我們會理解現代文明的基本常識是讚美人性的偉大,但不苛責人性的懦弱,並對人性的升華給予善意與信任。

對於江歌母親而言,面對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喪女之痛,江歌的母親指責甚至是苛責劉鑫也是人性。在法律關係上,陳姓兇手才是導致江歌遇害的直接因果關係,但在常人看來,劉鑫確實與江歌之死有事實上的關聯性,如果沒有劉鑫的出現何至於有此飛來橫禍。向劉鑫討要公道,通過網絡曝光劉鑫家庭隱私,實際上屬於創傷應激反應的本能表現,因為,委屈與憤怒,受傷與報複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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