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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美國迫切需要的不是「美國優先」,而是「改革開放」

壽慧生:特朗普視自由貿易和開放為敵,讓美國政府進一步被資本利益集團和民粹主義勢力俘獲,導致改革更為艱難。

作為1980年代以來第一位反對自由貿易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原則建立在一個貌似合理的邏輯之上:美國在戰後建立起來的全球秩序中付出太多而失去「再次偉大」的機會。無論是在共同安全上還是在自由貿易上,美國都在被其他國家敲詐,導致美國今天面臨諸多問題。

但這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幸的邏輯。所謂「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筆者此前在本刊關於貿易保護主義的討論中提供了大量細節來解釋,美國目前面臨的困境並非源於國際貿易,而是深植於國內長期以來的經濟和社會矛盾。解決之道,也只能是目光向內,練好內功,應對國際市場的無常變幻。而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原則不僅無法解決這些矛盾,相反只會助推這些矛盾進一步惡化,令美國失去恢復榮光的機會。

繁榮的代價

自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以來,新一輪的全球化浪潮為歐美髮達國家帶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其中收益最多的當屬美國。回顧1990年代的反全球化浪潮,反對之聲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抗議的焦點則是發達國家跨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在發展中國家的掠奪、操縱、污染。而絕大部分西方跨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又來自美國。這一事實恰恰反映出美國當時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優勢地位。

整個1990年代是美國經濟狂歡的季節。但危機也在同時醞釀,尤其在21世紀初逐步凸顯出來。對這一時期美國公共政策失誤可以簡單總結為「補有餘而損不足」。具體而言,「補有餘」部分主要包括對金融產業放鬆監管,對傳統製造業過度保護,為高收入人群減稅。「損不足」之處則包括拒絕為中小企業減負(包括稅率和工人福利),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改善醫療制度,增加教育和基礎建設投入等。其結果是,一方面在全球化中獲利最高的金融產業和大企業以及相關的高收入人群享受最大化的政策紅利,另一方面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和普通民眾抵禦全球化衝擊的能力受到削弱,尤其是當產業結構轉型發生時。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在1990年代末曾提出一個著名論斷:全球化帶來的一個重要後果是各國被迫提升社會福利水平和管理能力來應對全球化帶來的衝擊。這個現象在西方發達國家尤為顯著。但一個突出的異類是美國,幾乎在各個方面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的政策背道而馳,視這些發達國家的福利政策為異端。例如,美國的醫療體系導致美國人的健康狀況遠遠落後於其他發達國家,而美國在醫改法案方面的黨爭和不作為已是盡人皆知。又如,歐洲國家在戰後逐步提高最低收入標準,而美國卻從1980年代以來不斷減少,助推收入差距拉大。此外,美國的基礎教育改革嚴重滯後,公立學校投入乏力,教師缺乏激勵機制,導致美國青少年在歷年的國際競賽中處於發達國家的中下水平。而基礎設施更新的嚴重滯後如果不是已經到了一個讓人難堪的地步,也不會受到特朗普和投資界的極度青睞。

政治家的擔當

在1990年代經濟極度繁榮之時,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被忽視。但當進入21世紀,隨着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將全球經濟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也就是弗里德曼所謂的一個「扁平的世界」時,這些「改革赤字」的代價就開始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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