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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

十九大後的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改變的五重含義

胡偉俊: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以開放促改革,相信市場的力量,尊重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勇於試錯,這樣才解決發展道路上一個又一個問題。

在剛剛結束的十九大上,官方對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自1981年以來首次發生變化。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變成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轉變,將對接下來的工作重心和政策措施產生深刻的影響。在筆者看來,這個轉變涉及目前中國經濟中的五個核心問題。

首先,從總量向結構的轉變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在於總量,所以決策者的工作重心都是落在做大總量上。雖然今天的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規模比排名第三的日本大一倍不止。但就在2004年,中國經濟都仍只有世界第七位,更不用說剛剛改革開放的8、90年代。當時的許多問題都源於經濟和其他國家差距太大,只有用發展經濟的辦法來解決。這一點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看的非常清楚,鄧小平就在1990年的一次談話中指出:「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

但是發展到今天,總量當然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但結構問題越來越重要。」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 本質就是一個結構問題。所以,總量思維的局限性越來越大,很多核心的問題只有通過結構性的思維才能解決。

比如房地產,在需要房管所分配住房的時代,全國住房都很困難。那時房地產主要是一個總量問題,解決方案是引入市場化機制,增加房屋供應。但目前的中國房地產市場,高房價和高庫存並存,已經不是一個總量問題,而是一個結構問題。如果沿用總量思維,繼續做大房地產規模,或者為了去庫存,在全國範圍減少土地供應,都會導致高房價或高庫存的問題持續惡化。更好的解決辦法,是在高房價的地區增加土地,在高庫存的地區減少土地供應。這時總量不變,但結構得到了優化。

比如債務問題。為了去槓桿,總量思維的辦法是壓縮信貸,這也許能降低債務,但對經濟的傷害也很大。但換個思路,債務中超過60%是國有企業和政府債務。從好的方面說,由於金融體系以國有為主導,政府可以通過企業債轉股和地方債置換等手段騰挪債務,所以中國不容易出現債務危機或者說「明斯基時刻」。但問題在於,大量資本被配置到回報不高的地方,而有回報的地方又拿不到資本,這種資本配置的低效會降低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所以,去槓桿不僅僅是降低債務水平的總量問題,更是一個如何優化資本配置的結構性問題。

比如金融業。從總量看,2015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在GDP中比重達8.4%,超過了美英日,似乎已經發展過度。但是,中國國民儲蓄率接近50%,更是遠遠超過美英日,中國居民擁有巨大的資產配置需求。而巨量的儲蓄能否被有效的轉化為投資,是中國經濟能否長期健康成長的關鍵。例如,新經濟在中國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相比傳統的銀行信貸,直接融資可能幫助更大。所以,金融同樣不僅僅是一個總量問題,更是一個如何改進融資結構的結構問題。

又比如產能過剩。在大躍進前的1957年,中國鋼產量只有535萬噸,當時的問題毫無疑問是總量不足。但是,中國目前每年的鋼產量已經超過8億噸,排名世界第一,且超過第二到第十五的總和。不光是鋼鐵,中國目前已經有220多種產品的產量排名世界第一。但另一方面,在許多領域,產能是嚴重不足的。例如,優質教育的供應遠遠不足,所以學區房才能賣的這麼貴。醫療服務同樣如此,就像習總書記曾指出的,一線大醫院始終處於「戰時狀態」。所以,泛泛而言中國產能過剩,意義並不大,現狀是產能過剩和產能不足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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