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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制性別討論無助於改善女性的職場地位

斯勞特:職場的多元化和平等不僅要讓所有員工發揮最大的潛能,也要鼓勵員工挑戰多種不同類型的正統觀念。

好學的白人、東亞和南亞男生一直被認為擅長數學和科學,包括計算機科學。在家長和老師的鼓勵下,他們都選擇了這個方向。然而,在開始學習這些課程後,即使他們經常出錯,這些錯誤也會被視為學習的機會,而不會被視為缺乏天賦的證據。被灌輸了這些信息增強了他們對未來職業生涯的信心和先入之見,使得至少一些人——就我所指導的學生來看——擔心,要是選擇了法律或政治等不同於期許的道路,他們可能會發現自己其實不是那塊料。

這些男性受到正面的文化先入之見的影響。那些真正擅長數學和計算機科學的男性在這些領域做得風生水起;而那些事實上沒有這方面天賦的男性,其表現也好於沒受過這種正面影響時的情況 ——這表明,一個正面鼓勵的環境,通常會使人勤奮,併產生良好的結果。

對於期許的力量,我自己是有親身經歷的。在我教授生涯的早期,我發現,由於我的一個同事認為我很聰明,我在他面前就表現得更聰明些。他的母親和妻子都很優秀,他積極地為女性做指導,發現她們身上常常被他人忽視的才智。當然,有很多工作環境都不是那麼鼓勵女性。關於國家安全的討論仍然由男性主導,他們往往依然認為,女性在智力方面不能與男性匹敵。 在這些團體中,女性要想表現出自己的聰明才智要困難得多——因為你的發言得到的反應可以想見不是冷漠就是鄙視。

根據社會學家克勞德•斯蒂爾(Claude Steele)精心的統計,在進行數學考試之前,被提醒其亞裔身份的亞裔女生比其他女生考得更好。同樣的考試,同一批作為研究對象的女生,如果事前被提醒其女性的身份,表現就差一些——女性往往被先入為主地認為缺乏數學天賦。

前不久,谷歌(Google)首席執行官桑德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作出解僱詹姆斯•達莫爾(James Damore)的決定。我們應該站在上述背景下來評價這一事件。達莫爾起草了一份內部備忘錄。據稱,他在備忘錄中列出了一些男女之間在生物學方面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對他們希望從事的工作、以及工作表現造成的影響。作為首席執行官,皮查伊對公司和股東承擔的義務是,營造一個能讓員工能夠盡其所能、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環境。

所以,現在想象一下,和達莫爾共事或者當他下屬的女性會面臨怎樣的情況。如果他認為,正如他所述,女性平均而言比男性更「神經質」——他給「神經質」下的定義是更容易焦慮和更低的壓力承受力——他怎麼可能將家裡有孩子的一位女性晉陞到一個需要經常出差、並面對客戶的職位呢? 得不到晉陞的她會猜測,他要麼認為自己不是真的想要這樣的工作,要麼認為自己在這個職位上的表現會不如他人。一位個性外向、符合達莫爾引為科學的另一條先入之見的女性,如何說服他相信,她不僅僅只會合作,也能夠競爭?

可悲的是,儘管我相信皮查伊出於正確的理由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但是解僱達莫爾是一個遺憾的事件,並可能在很多方面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在硅谷任職的許多女性都清楚地知道,她們周圍的男性都和達莫爾持有相同的觀點。解僱達莫爾不僅不會壓制這些觀點,反而會促使他們更加堅信,解僱之舉正是達莫爾所反對的左翼偏見作怪的結果。如果說我們從席捲歐洲和美國的右翼政治反彈中得到了什麼信息的話,那就是,約束人們言論的社會規範,無法改變人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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