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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文革的制度起源:壓制不同聲音和“大躍進”

許成鋼:“大躍進”是產生文化大革命的制度基礎的重要部分,是文革的前奏,影響極其深刻,一直影響到今天。

【編者按】本文為作者“文革的制度起源”系列的第四篇。前三篇分別為:《文革:世界文明史獨特的政治現象》《文革:極權制下的群眾運動》《文革的制度根源與其導致的制度變化》

至今,“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過去半個世紀了。這是由時任主席,“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澤東發動領導(林彪,1966),由所有中共黨政官員和億萬人民參與的。

半個世紀前的今天,中央政府的多數部委,各省的多數廳局,都喪失了基本功能(中國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國有資產實際早就由各級地方政府控制;所有集體資產從來由地方政府控制)。其中一些中央部委被永久性解散。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和鼓勵下,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農村,從政府到企業(以及農村人民公社),到處的黨政軍民,都在為爭奪權力而鬥爭。毛澤東在1967年視察大江南北的談話中宣稱,當時是“形勢大好。形勢大好的標記是天下大亂”。時任副主席、“副統帥”的林彪清楚地陳述了文革的重要目的:把權力從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裡奪回來。他說,“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了政權就喪失了一切”(林彪,1966)。為了奪取政權,從而控制“一切”,所有黨政軍民中的派系,在城市、農村與對立派爭奪、廝殺,有些地區甚至動用了重武器。而每一派都以忠於毛主席為理由去攻打對手。

直到1969年,在藉助軍隊平息秩序,保證中央對地方的嚴格控制後,中國鞏固、強化了,自從“大躍進”以來建立的,政治上高度集權,行政經濟上高度分權的,向地方分權的極權主義制度(分權式極權制)。自從1950年代初以來,在中國全盤蘇化,建立極權制之後,“大躍進”是系統性地偏離蘇式極權制的第一個重大制度變革。這是產生文化革命的制度基礎的重要部分。在相當程度上,也是文革的前奏。它造成的影響極其深刻,一直影響到今天的中國。

中國今天的分權式威權制,其部分重要制度基礎源自“大躍進”。“大躍進”是全國全面推行地區競爭機制的發源,而人民公社則既是全國全面推行地區實驗機制的發端,也是全面推行地區實驗機制的結果。即,中國改革以來曾經行之有效的地區競爭和地區實驗的機制,從某種意義上說,源於“大躍進”。在文革研究的大量文獻中,普遍把毛澤東和劉少奇對“大躍進”的不同見解,或因此引發的權力鬥爭,作為導致文革的誘因。但忽略了“大躍進”引起的巨大制度變化,沒有看到“大躍進”為文革奠定了制度基礎。

“大躍進”運動作為改變制度的一場“革命”

在1950年到1956年期間,中國已經建立了典型的極權制。但蘇式的典型極權制的權力分配在中共內部引起矛盾。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用槍杆子建立全國政權之前,是以地區為單位統治各個相對獨立的“解放區”的。各個“解放區”的力量合成在一起,以類似聯邦制的形式,構成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基礎,是中國共產黨權力的基礎。在1950年到1955年期間,在全國全面迅速地建立了蘇聯式的極權制,包括政治經濟組織的具體形式。在這個制度中,中央把原本屬於地方的權利都拿走,既引起地方官員的不滿,也破壞了他們的激勵機制。毛澤東1956年的《論十大關係》,反映了全盤複製蘇聯式的極權制和中共傳統的地方權力權利之間的矛盾;反映了在1956年期間,中國共產黨內部關於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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