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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機遇

梁海明、馮達旋:只要各國在互利共贏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更多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定能為彼此提供各種經濟機遇。

“一帶一路“倡議在2013年底提出以來,引發各國的關注。源自於古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但並不局限於古絲綢之路的理念、範圍,而是富含廿一世紀的時代氣息,尤其是與自發的、“有機”的古絲綢之路不同,“一帶一路”是由中國首先倡議,既是對中國的發展、責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為正陷入泥淖的世界經濟開出了一劑良方。

尤其是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更吸引了來自30個國家的元首、政府首腦,以及超過130個國家政府官員、經貿領袖的積极參与,這更引起了世界各國對“一帶一路”的更大關注,國際學術界也通過各種理論體系來研究和分析“一帶一路”,希望以此進一步了解和判斷“一帶一路”的真正內涵和未來發展趨勢。

現有理論難分析“一帶一路”

由於“一帶一路”並不僅是經濟措施,也並不局限於單一的科技、地緣政治或文化交流,它是上述所有領域的集合體。只有將這些領域全面納入考慮,才能理解這個倡議的深刻內涵。需要重點提出的是,在發展“一帶一路”理論的過程中,各國學者對其它文明和地區的行為方式、思想觀點的包容與尊重是至關重要的,也有助於“一帶一路”理論體系的快速形成。

筆者經過總結髮現,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學者們,目前主要通過以下理論來分析“一帶一路”倡議。

最多學者以國際關係學理論來研究“一帶一路”,有學者提出該倡議是中國的西進戰略,是要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競爭。但筆者認為,國際關係學解決不了“一帶一路”提出的貿易暢通、資金融通的問題,以國際關係學理論來解釋該倡議有所偏頗。

為數不少的學者是以地緣政治學理論來分析“一帶一路”,雖然政治學有經濟學所理解不了的動機,但是,所有政治都是“家門口的事”(All politics is local),對於很多國家而言,其“家門口的事”是如何發展經濟,如何開展國際經濟合作並從中受益,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正是可以協助各國解決“家門口的事”,因此,僅用地緣政治學理論來分析“一帶一路”,並不完全正確。

以區域經濟學理論來分析“一帶一路”的學者也有不少,然而,“一帶一路”提出要向全球提供公共服務、公共產品,向全球經濟提出中國的發展經驗和模式,區域經濟學理論並無涵蓋這些內容。

文化經濟學理論也是部分學者用來分析“一帶一路”倡議,雖然文化有助民心相通,打造文化產品有助推動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但文化+經濟如何解決政策溝通、設施聯通問題、如何令沿線國家認可、接受中國的文化及產品、如何解決共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由此可見,文化經濟學也並不能解釋“一帶一路”的所有現象。

至於有學者提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這套理論比較適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但並不適合沿線國家的發達國家,也不適合金融領域的互聯互通。

有學者認為“一帶一路”可以用全球化理論來解釋,雖然人類所面臨的經濟、政治、生態等問題則越來越具有全球性,但是,隨着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深入,各國的國家主權事實上已經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一帶一路”的內涵,並非是為了通過全球化來干涉他國的主權和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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