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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政改是「一國兩制」的一個坎

田飛龍:當新的制度共識與國家觀逐步在香港人心中紮根成長,發展的前景依然寬闊,一國兩制的生命力依然鮮活。

香港回歸那一年,我讀初二。早春時節,乍暖還寒,有一天我們忽然被通知到操場集合,老校長擺出了一台黑白電視機,全校師生集體為鄧小平同志的逝世開追悼會。那是一個悲傷的時刻,老校長尤其提到了一點:香港就要回歸了,小平同志卻不能親眼見證。小平同志那麼關心香港?香港回歸又於中國有何特別含義呢?那年的七一,從電視畫面中看到五星紅旗在香港大地升起,英國米字旗降落,竟瞬間熱淚盈眶。一升一降之間,恍如隔世,中華民族似乎站立得更加堅實了。

但那時我對香港並不了解,也從未踏足香港,朦朧中感覺那是一個紙醉金迷的資本主義社會,這樣性質的社會怎麼與社會主義祖國和諧相處呢?在後來的學習中,我才知道,是小平同志創造性提出了「一國兩制」並付諸於基本法加以實施,成功解決了香港和平回歸及回歸後治理的制度框架問題。

我不曾想過,自己最終的學術歷程與研究對象竟然和香港密切相關,結下難解之緣。

初識香港,感受兩制

2014年3月15日,我以香港大學Leslie Wright Fellow的身份第一次來港,研究課題即為香港政改。此時的我已從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畢業,就職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專業是憲法學。對香港的訪學,來自於香港大學陳弘毅教授的邀請,因學術上的交往與求教,他建議我來港實地觀察和研究。為了靠近學校租房從事研究,我感受到了香港的高房租和過分狹窄的居住空間,這是第一印象。除了港大研究津貼,我還得靠寫稿賺收入養活自己。當然,這些問題尚能克服。後來我才知道,不是每個香港人都能努力就活得好的。

政改是「一國兩制」的一個坎,是基本法未完成的課題。具體而言,它是指基本法第45條和68條之特首普選與立法會普選究竟應當怎樣實現。回歸以來,圍繞這一問題發生了多次政治博弈,其憲制性成果是2004年關於「五部曲」的人大解釋及2007年關於2017特首普選的決定。「循序漸進」是中央政府通過基本法訂出的政改程序原則,但香港反對派心裡沒底,一天沒有實現雙普選,就一天不踏實。事實上,以我憲法學者的眼光,有基本法保障,即便香港未實現普選,其權利保護仍屬上乘,民主程度亦相對較高。可是,香港人只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要追求一種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

初來港大,我發現這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校園,儘管港大的學術建制亦十分專業和國際領先。港大學生會清一色由本地學生組織和領導,在校務活動與香港學生運動中佔據主導地位,香港學聯領導層多由港大學生會領袖擔任。2014年初的政改討論已日趨激烈化,佔中運動亦在籌劃之中,我每天在港大校園來往,親見港大校園電視、圖書館宣傳欄、中山廣場主題活動以及港大法學院的系列普選論壇非常密集地介入政改討論,總體意見傾向「公民提名」以對抗中央基於基本法提出的「提委會提名」。香港的紙媒、網媒及電視亦密集報導政改類話題,「公知」、教授、牧師甚至中學生也熱烈介入。初識香港,我感受到它確實不同於內地社會,是一個高度多元化及與西方價值觀緊密聯繫的現代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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