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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群

如何逾越城鄉鴻溝?

盧斯:都市與偏遠地區間的鴻溝在世界各地都很明顯。雖然「城市化知識階層」認同自由主義價值觀,但他們的成功滋生了新的隔離。

這世上有些人就是難以滿足。上世紀60和70年代,西方的富人們紛紛逃離大城市,以躲避犯罪和城市衰敗。這在美國被稱為「白人逃亡」(white flight)。紐約和倫敦等城市的財政狀況不斷惡化。

然後又迎來了大復興,或稱為「逆向白人逃亡」。倫敦和紐約如今成了世界的都市中心,有抱負的全球城市都極力想模仿它們。但這兩座城市的成功滋生了一個新問題:經濟隔離。

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在其新作《城市新危機》(The New Urban Crisis)中哀嘆了21世紀「贏家通吃」超級城市內部的分歧。從破產邊緣復甦後,它們現在有點成功過頭了。飛漲的房地產價值正將西方各大都市變成全球精英的封閉式遊樂場。

佛羅里達曾讚美創意階層的崛起,而現在他擔心非創意階層的反彈。就像笑話里說的:「玫瑰是紅色的,紫羅蘭是藍色的,我是個創客,來這兒趕走你的。」

最緊迫的麻煩是政治上的。英國退歐公投和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最鮮明的分歧,也許就在大城市選民與郊區、小城鎮和農村選民之間。就像倫敦投票留在歐盟,紐約也壓倒性地選擇了最終敗選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

都市情感與偏遠地區情感之間的鴻溝在世界各地都很明顯。2012年莫斯科一半以上的選民沒有把選票投給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這位俄羅斯總統仍高票當選連任。上月法國大選第二輪投票中,支持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巴黎人不足十分之一,而全國則為三分之一。同樣的鴻溝也出現在伊斯坦布爾與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的其餘地區之間。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從政治角度看,被趕走的人正對中產階層發動報復。是什麼推動着這一危機?有解決的辦法嗎?

最大的原因是工作性質的不斷變化。隨着就業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教育的回報率提高了。我們生活在人力資本稀缺的時代。多數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更喜歡生活在較大的城市,以便與他們的朋友圈成員相處。與本國的郊區鄰居相比,他們與其他國家大城市居民往往有更多共同點。

大都市與其餘地區之間的鴻溝,既關乎收入,也關乎教育。雖然佛羅里達稱「城市化的知識階層」認同自由主義價值觀,如同性戀權益和種族多元化,但他們的成功滋生了一種新的隔離。不那麼富裕的人群越來越難以在大城市中心生活。歷史上首次,美國多數窮人現在生活在郊區,而精英們基本上是看不到這些郊區的。

美國多數大城市的兇殺率在過去一代大幅下降。就連凶殺案數量排名全美大城市之首的芝加哥,其每年的凶殺案發生率也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高峰期下降了近一半。自2000年以來,美國城市凶殺案數量的下降,幾乎準確地對應着郊區凶殺案的上升。類似分歧在美國鴉片類藥物的流行中也可看到,這主要是一個困擾着郊區和小鎮上的藍領男性的問題。

怎麼解決呢?最顯而易見的答案是提高其他人的教育水平。但說來容易做起來難。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學校經費至少有一部分來自當地房產稅,這只會強化教育差異。學區越富貴,學校就越好。研究表明,生活在高收入社區的低收入家庭兒童,其成績往往比生活在貧困地區的低收入家庭兒童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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