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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解嚴

台灣為什麼在三十年前選擇走向自由化?

薛化元:在歷史脈絡中,蔣經國是台灣解除戒嚴的重要推手,也必須負起解嚴後“轉型正義”受阻的主要責任。

編者的話:今年,是台灣宣布解除戒嚴30周年。FT中文網邀請學者和媒體人撰稿,嘗試從不同角度來分析,解嚴對台灣這一代人的影響,以及80年代留給台灣社會的資產和限制。以下是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為什麼台灣選擇告別舊制度?

1949年5月20日,台灣宣布臨時戒嚴(Martial law),但是並未依法呈報政府中央核準,8月,省政府主席陳誠呈請行政院核準將台灣(納入之前的全國戒嚴令)劃為接戰區域,中央政府核定後,1950年1月開始實施。而在戒嚴令下達之初,就制定了“台灣省戒嚴時期防止非法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罷市、罷業等規定實施辦法”,限制人民的基本人權,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告解嚴。當年總統蔣經國作為政治強人,同意解除戒嚴,是影響台灣後續政治發展的關鍵轉折。

蔣經國當年決定解嚴,與國內外要求改革的壓力有關。

“黨外”與美國同時要求改革

1979年,美國不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而以《台灣關係法》(The Taiwan Relations Act)規範美國與台灣關係。自1980年代以降,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國會透過聽證、通過決議案,以及行政部門以“美國在台協會”為媒介,持續對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發展表達關心。美國更加重視台灣政治改革及自由人權的發展,是後續台灣的政治改革有利的外在因素。至於解除戒嚴的政策,實際上也受到來自美國壓力的影響。

而在台灣內部,除了非國民黨的黨外人士持續主張改革和解嚴外,中小企業主和專業人士為主的新興中產階級也傾向支持政治改革。雖然國民黨當局掌握了龐大的資源,和有力的選舉動員,黨外訴求改革主張,透過定期的選舉仍然吸引相當的支持,這也迫使國民黨當局必須面對解嚴等改革要求。

此外,蔣經國執政的1980年代,發生多起的弊案與涉外人權案件,也迫使主政者不得不採取改革的措施。這些包括1981年的陳文成博士,在遭到警備總司令部(當時為台灣維護公共安全的機關,隸屬國防部,簡稱“警總”)約談後,被發現陳屍於台灣大學校園內的“陳文成事件”;以及1984年,軍情單位派人暗殺旅居美國舊金山以撰寫《蔣經國傳》聞名的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的“江南事件”。尤其江南案還牽涉到蔣經國之子蔣孝武,引起美方高度的關注。面對上述對蔣經國總統及國民黨本身威信帶來相當大傷害的一連串事件,1985年底,蔣經國公開聲明:繼任總統必依憲法產生,蔣家人“不能也不會”競選下任總統,明示蔣家將退出台灣第一線的政治領導工作。

1986年黨外人士突破黨禁,宣布組成民主進步黨,直接衝撞戒嚴體制的底線。作為政治強人,蔣經國在民主進步黨宣布成立之際的政策決定,有關鍵性的影響。當時,包括軍情機關的保守派勢力主張強力鎮壓,但蔣經國拒絕了逮捕相關人士的建議,在國民黨中常會宣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作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另一方面,蔣經國則藉著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董事長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採訪的機會,表達了將推動改革,但提出了“不得違背憲法或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這也是本文接下來會提到《國家安全法》的三原則)的改革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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