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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刀邊緣

沈從文新中國生存秘笈(中)

老愚:當改天換地的1949年快步走向中國時,沈從文精神崩潰以至於試圖自殺。當時沒幾個人明白這件事的含義。

他為何不去台灣?人們對沈從文在關鍵時刻的選擇頗為不解。據沈龍珠說,南行的機票都送到手裡,但沈從文決定留下,“他不走,他覺得新社會是會好的,也應該好的,不會是老樣子了。”沈從文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確是這樣表述的:“大局玄黃未定……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他明白即將降臨的新中國不是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國,但仍天真地設想,它無論如何也不會比舊中國更壞吧?他寄希望於新統治者兌現自己宣稱的建國承諾,以為總可以自在地憑手中那支筆生活下去,更何況地下黨也派人動員他留下來。當變來臨時,他才知道那不是自己所能設想的變,而是毀滅,他在絕命書里寫道:“我終得犧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這裡,本來即是為孩子在新環境中受教育,自己決心作犧牲的。應當放棄了對於一隻沉舟的希望,將愛給予下一代。”

這天真並非他一個人的,摯友朱光潛不走的理由有二:患骨結核的兒子身體無法移動;地下黨許諾他會有一個很好的前途。周作人亦如此,1949年1月26日,劫難過後的周自南京老虎橋監獄保釋出獄,隨後奔赴上海避難,自稱在監獄最後一年裡“所關心的便是時局的變化,盼望這種政府的趕快覆沒”。上海易手後,周作人回到北平,期待靠翻譯過平靜的生活。……許多留下來的高級知識分子,是因為厭惡舊政權而願意接受新政權,他們覺得任何政權都不會讓自己活不下去。

擊垮沈從文的,是中共文化管家郭沫若的一篇檄文。在沈從文工作的北大校園,有人在壁報上貼出了來自香港的文章,名曰“斥反動文藝”,原發1948年3月1日出版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

在1949年以前的文化界,沈從文可謂特立獨行之士,他蔑視權力,不屑於加入國民政府參政議政,又厭惡那些鼓動革命的“民主人士”,一直保持着自由知識分子的氣節,因而在知識界擁有良好的聲望。中共地下黨員、學生吳晗一心拉他入民盟,被他堅拒。他在抗戰勝利後的幾篇時論里,疾呼為了新中國放棄黨爭,不願讓人民再做無謂的炮灰,他心裡有對未來中國的美好願景。

基於人性立場,沈從文高聲反對國共內戰:

“因為在目前局勢中,在政治高於一切的情況中,凡用武力推銷主義寄食於上層統治的人物,都說是為人民,事實上在朝在野卻都毫無對人民的愛和同情。

“國家既落在被一群富有童心的偉人玩火情形中,大燒小燒都在人意料中。歷史上玩火者的結果,雖常常是燒死他人時也同時焚燒了自己,可是目前的人凡有武力武器的都不會那麼用古鑒今。所以燒到後來,很可能什麼都會變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婦孤兒,……

“我們對於在朝在野偉人政客的信念,事實上都已完全動搖。”

這些銳利的句子明白無誤地顯示了沈從文的政治立場。

他認為,年輕人在“爭奪”之外,應該尋找另一條路:“用愛與合作來重新解釋‘政治’二字的含義,在這種憧憬中,以及憧憬擴大努力中,一個國家的新生,進步與繁榮,也會慢慢來到人間的!”而文學的作用,就是“在多數人情感觀念中能消毒,能免疫。不至於還接受現代政治簡化人頭腦的催眠,迷信空洞洞‘政治’二字可以治國平天下,而解決國家一切困難與矛盾。卻明白一個國家真正的進步,實奠基於吃政治飯的越來越少,而知識和理性的完全抬頭”。

他對作家的期許是:“一個真有頭腦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工作雖無從重造這個社會全體,卻容易給未來一代負責者在生命最重要的青年階段中消毒免疫。能使之消毒免疫,這國家明日的命運,很可能便不同了!”

一篇“《文學周刊》編者言”,一篇“向現實學習”,這兩篇分別於1945年11月10日和次年10月20日發表的文章,徹底激怒了革命文化陣營。抗戰結束後,國共之間劍拔弩張,雖有和平談判和美國調解,但內戰一觸即發,民眾期盼多年的和平的希望眼看着將要破滅。在1947至1948年間,儲安平主辦的《觀察》雜誌,曾經發起了一場鬆散的爭論,名為“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自由主義者已經明白到了必須做出政治選擇的時刻,但他們未必會做出正確的選擇。為了取得發動戰爭的正義性,共產黨文宣機構以解放人民的“革命戰爭”替代“國共內戰”,自然會視反戰者為敵。讀了沈從文的文字,我們就該明白郭沫若為何要置他於死地了。按照共產黨文化管家的邏輯,不擁護就接近於反對,更何況是如此決絕地發出犀利的反對聲。

更令郭沫若之類革命文化運動健將憤慨的是,沈從文斥責這些“活動人物”寄食於文化運動的名分上,將作家放置於宣傳機構門下任其驅使,他們只是在爭名詞是非的同時爭名分。

反擊是必然的。他們指責沈從文“詆毀了一切為人民的苦難呼籲的文藝……污衊了一切為中國的和平民主奔走犧牲的作家”,譏諷沈從文是“自命清高而不甘寂寞”,是想做國民政府的名士,……這場論戰一直持續到郭氏檄文出籠。

從殺氣騰騰的題目就可看出其審判官的角色。在政權易幟之際,郭沫若以中共文化裁決者的身份,吹響了清理階級門戶的號角。文章開宗明義提出衡定是非、善惡的標準:“凡是有利於人民解放的革命戰爭的,便是善,便是正動;反之,便是惡,便是非,便是對革命的反動。”由此出發,指責沈從文的《摘星錄》《看雲錄》為“文字上的春宮”,並將沈從文的罪狀一一羅列:抗戰初期,高唱文藝與抗戰無關論,後期反對作家從政,今又將“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稱之為“民族自殺悲劇”,——“這位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他不是存心要做一個摩登文素臣嗎”?最後斬釘截鐵地認定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着”。

文素臣是清代小說《野叟曝言》里的主角,是作者塑造的一個全能型的救世英雄,他憑一己之力將儒教推向世界。郭沫若將沈從文與之相比,且加了一個形容詞“摩登”,以譏諷其過氣的主張以及自不量力的滑稽程度。

郭沫若還別出心裁地將“反動文藝”劃分為“紅黃藍白黑”諸色,裁定沈從文為桃紅色,朱光潛為藍色,蕭乾為黑色。宣稱現在打擊的主要對象正是這三色,“我們是要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的”,“我們今天要號召讀者,和這些人的文字絕緣,不讀他們的文字,並勸朋友不讀。”郭還進行攻心戰:“我們也並不拒絕人們向善,假使有昨天的敵人,一旦翻然改悟,要為人民服務而參加革命的陣營,我們今天立地可以成為朋友。”

文化管家警告政治立場中立的文化人:你們很容易被當成反動派的花瓶而利用,不要在反動或偽自由主義的報刊上發文章。

該文的邏輯鏗鏘有力:不贊同革命的,當然是敵人,必圍剿之;不積极參加革命,也有問題——要麼是幫凶,要麼被人利用,都必須自覺向革命靠攏。

不讀這篇檄文,是無從體會沈從文的惶恐的。這是一言九鼎的革命判決書,徹底宣判了文人沈從文的死刑。從罪證到推論,言之鑿鑿,一下子擊中了他的死穴,他無力辯駁,也無法辯駁,他感受到了那股強硬的寒意,因預感大禍臨頭而惶恐不安。神經高度緊張的沈從文,感覺被人盯梢,隨時有被抓走的危險,他也確實收到了恐嚇信,瞥見了後窗窺視者的影子,於是,他精神失常了,成為人們眼裡的“病人”。

在新中國,人們被嚴密地組織起來了,沒有私人存在的空間,沒有單位就意味着無飯可吃。國家機器強制消滅了社會,知識分子所在的單位全部國有化,一個獨立不羈的人無從立足,一個被單位包裹的人,事實上被分子化了,他唯一害怕的就是被組織拋棄(林賢治語)。因而,誰也就沒有與強力抗衡的底氣和可能,投降繳械是必然的事情。

1949年7月6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新政權掌門人毛澤東在不到二百個字的歡迎辭里說:“因為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你們對於革命有好處,對於人民有好處。因為人民需要你們,我們就有理由歡迎你們。”以革命和人民的名義——這樣的邏輯和句式自此風行,被歡迎的753位對象從此有了自己的上帝。沈從文不在此列,因為他是革命的對象,人民的敵人。

1949年8月,沈從文的人事關係由北京大學轉到歷史博物館,不久,病未癒合的他,被送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參加“學習”。

“世界變了,一切失去了本來意義。”1949年5月30日,孤獨而絕望的沈從文寫下了這麼一句話,像是慨嘆,又彷彿是一道可怕的讖語。

沈從文在同年9月8日給丁玲的信中說:“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術謀作成個人傾覆毀滅。”但怕的東西偏偏要來,他終究是毀滅了。

參考書目:

旅途日記五種 葉聖陶著 三聯書店2002年版

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 鍾叔河編訂 廣西師大出版社2009年版

五四之魂——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 林賢治著 廣西師大出版社2008年版

沈從文家事 劉紅慶著 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死亡的誘惑,求生的掙扎 張新穎著 《新文學史料》2014年第4期

沈從文與民盟 李斌著 《文學評論》2016年第2期

似水華年 王道編 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

中國現代文學運動史料摘編 陳壽立編 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沈從文人文三書 沈從文著 劉紅慶編 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

(註:作者專欄文集《暮色四合》已經出版,敬請關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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