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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刀邊緣

沈從文新中國生存秘笈(中)

老愚:當改天換地的1949年快步走向中國時,沈從文精神崩潰以至於試圖自殺。當時沒幾個人明白這件事的含義。

他對作家的期許是:“一個真有頭腦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工作雖無從重造這個社會全體,卻容易給未來一代負責者在生命最重要的青年階段中消毒免疫。能使之消毒免疫,這國家明日的命運,很可能便不同了!”

一篇“《文學周刊》編者言”,一篇“向現實學習”,這兩篇分別於1945年11月10日和次年10月20日發表的文章,徹底激怒了革命文化陣營。抗戰結束後,國共之間劍拔弩張,雖有和平談判和美國調解,但內戰一觸即發,民眾期盼多年的和平的希望眼看着將要破滅。在1947至1948年間,儲安平主辦的《觀察》雜誌,曾經發起了一場鬆散的爭論,名為“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自由主義者已經明白到了必須做出政治選擇的時刻,但他們未必會做出正確的選擇。為了取得發動戰爭的正義性,共產黨文宣機構以解放人民的“革命戰爭”替代“國共內戰”,自然會視反戰者為敵。讀了沈從文的文字,我們就該明白郭沫若為何要置他於死地了。按照共產黨文化管家的邏輯,不擁護就接近於反對,更何況是如此決絕地發出犀利的反對聲。

更令郭沫若之類革命文化運動健將憤慨的是,沈從文斥責這些“活動人物”寄食於文化運動的名分上,將作家放置於宣傳機構門下任其驅使,他們只是在爭名詞是非的同時爭名分。

反擊是必然的。他們指責沈從文“詆毀了一切為人民的苦難呼籲的文藝……污衊了一切為中國的和平民主奔走犧牲的作家”,譏諷沈從文是“自命清高而不甘寂寞”,是想做國民政府的名士,……這場論戰一直持續到郭氏檄文出籠。

從殺氣騰騰的題目就可看出其審判官的角色。在政權易幟之際,郭沫若以中共文化裁決者的身份,吹響了清理階級門戶的號角。文章開宗明義提出衡定是非、善惡的標準:“凡是有利於人民解放的革命戰爭的,便是善,便是正動;反之,便是惡,便是非,便是對革命的反動。”由此出發,指責沈從文的《摘星錄》《看雲錄》為“文字上的春宮”,並將沈從文的罪狀一一羅列:抗戰初期,高唱文藝與抗戰無關論,後期反對作家從政,今又將“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稱之為“民族自殺悲劇”,——“這位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他不是存心要做一個摩登文素臣嗎”?最後斬釘截鐵地認定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着”。

文素臣是清代小說《野叟曝言》里的主角,是作者塑造的一個全能型的救世英雄,他憑一己之力將儒教推向世界。郭沫若將沈從文與之相比,且加了一個形容詞“摩登”,以譏諷其過氣的主張以及自不量力的滑稽程度。

郭沫若還別出心裁地將“反動文藝”劃分為“紅黃藍白黑”諸色,裁定沈從文為桃紅色,朱光潛為藍色,蕭乾為黑色。宣稱現在打擊的主要對象正是這三色,“我們是要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的”,“我們今天要號召讀者,和這些人的文字絕緣,不讀他們的文字,並勸朋友不讀。”郭還進行攻心戰:“我們也並不拒絕人們向善,假使有昨天的敵人,一旦翻然改悟,要為人民服務而參加革命的陣營,我們今天立地可以成為朋友。”

文化管家警告政治立場中立的文化人:你們很容易被當成反動派的花瓶而利用,不要在反動或偽自由主義的報刊上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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