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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刀邊緣

沈從文新中國生存秘笈(中)

老愚:當改天換地的1949年快步走向中國時,沈從文精神崩潰以至於試圖自殺。當時沒幾個人明白這件事的含義。

他為何不去台灣?人們對沈從文在關鍵時刻的選擇頗為不解。據沈龍珠說,南行的機票都送到手裡,但沈從文決定留下,“他不走,他覺得新社會是會好的,也應該好的,不會是老樣子了。”沈從文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確是這樣表述的:“大局玄黃未定……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他明白即將降臨的新中國不是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國,但仍天真地設想,它無論如何也不會比舊中國更壞吧?他寄希望於新統治者兌現自己宣稱的建國承諾,以為總可以自在地憑手中那支筆生活下去,更何況地下黨也派人動員他留下來。當變來臨時,他才知道那不是自己所能設想的變,而是毀滅,他在絕命書里寫道:“我終得犧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這裡,本來即是為孩子在新環境中受教育,自己決心作犧牲的。應當放棄了對於一隻沉舟的希望,將愛給予下一代。”

這天真並非他一個人的,摯友朱光潛不走的理由有二:患骨結核的兒子身體無法移動;地下黨許諾他會有一個很好的前途。周作人亦如此,1949年1月26日,劫難過後的周自南京老虎橋監獄保釋出獄,隨後奔赴上海避難,自稱在監獄最後一年裡“所關心的便是時局的變化,盼望這種政府的趕快覆沒”。上海易手後,周作人回到北平,期待靠翻譯過平靜的生活。……許多留下來的高級知識分子,是因為厭惡舊政權而願意接受新政權,他們覺得任何政權都不會讓自己活不下去。

擊垮沈從文的,是中共文化管家郭沫若的一篇檄文。在沈從文工作的北大校園,有人在壁報上貼出了來自香港的文章,名曰“斥反動文藝”,原發1948年3月1日出版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

在1949年以前的文化界,沈從文可謂特立獨行之士,他蔑視權力,不屑於加入國民政府參政議政,又厭惡那些鼓動革命的“民主人士”,一直保持着自由知識分子的氣節,因而在知識界擁有良好的聲望。中共地下黨員、學生吳晗一心拉他入民盟,被他堅拒。他在抗戰勝利後的幾篇時論里,疾呼為了新中國放棄黨爭,不願讓人民再做無謂的炮灰,他心裡有對未來中國的美好願景。

基於人性立場,沈從文高聲反對國共內戰:

“因為在目前局勢中,在政治高於一切的情況中,凡用武力推銷主義寄食於上層統治的人物,都說是為人民,事實上在朝在野卻都毫無對人民的愛和同情。

“國家既落在被一群富有童心的偉人玩火情形中,大燒小燒都在人意料中。歷史上玩火者的結果,雖常常是燒死他人時也同時焚燒了自己,可是目前的人凡有武力武器的都不會那麼用古鑒今。所以燒到後來,很可能什麼都會變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婦孤兒,……

“我們對於在朝在野偉人政客的信念,事實上都已完全動搖。”

這些銳利的句子明白無誤地顯示了沈從文的政治立場。

他認為,年輕人在“爭奪”之外,應該尋找另一條路:“用愛與合作來重新解釋‘政治’二字的含義,在這種憧憬中,以及憧憬擴大努力中,一個國家的新生,進步與繁榮,也會慢慢來到人間的!”而文學的作用,就是“在多數人情感觀念中能消毒,能免疫。不至於還接受現代政治簡化人頭腦的催眠,迷信空洞洞‘政治’二字可以治國平天下,而解決國家一切困難與矛盾。卻明白一個國家真正的進步,實奠基於吃政治飯的越來越少,而知識和理性的完全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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