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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教育是事業也是使命——讀錢穎一《大學的改革》

王則柯:錢穎一《大學的改革》一書有點像關於中國大學改革的百科全書,是一本「思辨—理念—行動」的實錄。

【編者按】本文是中山大學教授王則柯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錢穎一《大學的改革》一書作的書評。

進入2017年的頭一件喜事,是獲贈錢穎一教授的大作《大學的改革》。拜讀月余,非常感佩。

《大學的改革》分為「第一卷•學校篇」和「第二卷•學院篇」,2016年9月在北京中信出版社出版,是錢教授「過去10年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擔任院長和過去15年在中國教育領域不懈耕耘的實錄」。這是一本「基於理念而行動的書」(1-3,指該書第一卷第3頁或者第一卷第3頁開始。余同)。

我是在1991年的一月,按照吳敬璉老師一個月以前的建議,專程到美國斯坦福大學拜識錢穎一教授的。自那時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26年。在這漫長的歲月里,錢穎一教授一直給我很大的啟示和幫助。在他忙於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最近十年,我們見面的次數少了,但是他的著述,可以說是在更高的層面,繼續給我許多啟迪。

除了開頭很短時間計算機科學系也在其內以外,我所在的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的主要功能,就是經濟學教育,後來還增加了管理學教育。「致力於經濟學教育現代化」,是嶺南學院在中山大學成立以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時間裡我給自己的定位。所以,錢穎一教授早年的《經濟學科在美國》(1-260)、《經濟學家市場在美國》(1-272)和《現代經濟學在美國》(1-316)等系列文章,都是我追讀的對象。及至近年以《中國教育問題中的「均值」與「方差」》(1-27)為代表的論述出現,錢教授對中國經濟學教育問題和更加一般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問題和中國整個教育的問題,提出了更加犀利更加深刻的剖析,其獨到視覺,讓我們許多人拍案叫絕。這是運用統計學概念闡明中國教育問題的力作。

人品與能力,均值與方差

在《中國教育問題的四個維度》(1-31),錢教授提出,教育產出有兩個維度,一個是「人」,另一個是「才」。錢教授指出,在「才」這個維度上,中國教育產出的「均值」高,「方差」小;在育「人」方面,卻是「均值」低,「方差」大。限於靜態理解的話,均值說的是整體的平均水平,均值高就是說平均水平高,方差說的是眾多個體對均值的偏離情況,方差小就是說個體偏離平均值的散布面不大,包括差的也不會太差,高的也高不到哪裡去。這種情況,是我們的教育文化長期以來是一種「考試文化」的結果,極端的說法,是把人「培養」成考試機器,並且以考試成績作為衡量育才效果的標杆,從而經過從小學到大學多年來的「培養」,學生考下來的結果相對來說都差不多。

要命的是高的也高不到哪裡去,說的是缺乏出類拔萃的人才。我們均值高,比方說50,但是方差小比方說只有20,那麼最拔尖的也只有50+20=70。人家均值低,比方說40,可是方差大,達到60,那麼人家出類拔萃的在40+60=100的高位。這種情況,不僅影響我們在世界經濟「創新競爭」中的表現,「更決定我們中華民族在人類文明中的地位」(引號文字,除用於個別名詞或者詞組表示強調以外,原則上都出自錢著。余同)。

在這裡,我還願意指出,育才方面個體對於均值的高端偏離和低端偏離,二者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大小是很不一樣的,表現出一種明顯的「非對稱性」。那就是,幾個、幾十個個體的很高端偏離,例如喬布斯、愛迪生、牛頓和亞當•斯密,對整個社會的進步貢獻很大;相反,幾百、幾千個個體的很低端偏離,例如不會做加減法,對整個社會的負面影響,卻可以控制得微乎其微。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聽到國人對於歐美不少人不會做加減法津津樂道,並且以此斷言他們的普通教育比不上我們。其部分原因,也是我們的這些同胞,不明白這個好壞影響「非對稱性」的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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