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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刀邊緣

春天的造句

老愚:1978年出版的《唐詩選》前言里,學者余冠英和王水照不得不從階級鬥爭觀點出發,對詩人身份做出描述。

【“樂天”操你祖宗!】此為中國人在韓國樂天超市門前打出的橫幅。這只是侮辱祖宗的,還有對準母親的:“樂天——我日恁娘!”民間修辭使用如此國罵,圍觀者大呼過癮,政府部門無人追究,也就迅疾形成了一道無限複製的風景線:口號、標語、紅布,高舉拳頭的人群,一張張激憤的臉孔,……熟悉的場景,一個甲子以來,一直在神州上演:文化大革命中對付劉少奇、鄧小平、林彪,文革結束批判所謂“四人幫”,前些年聲討日本菲律賓等等。當政者習慣於假民意之手而造輿論,目的或許很快就能達到,但違背法律操縱民意的後果恐怕是極其嚴重的——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革命方式,瓦解了威權社會所剩不多的道德倫理,激發出空前的人性之惡,將使法治中國的願景成為泡影。

【杜甫】1976年6月,學者徐仁甫為了出版自己研究杜甫的著作,只好在書前的“小引”里引述要人的評論作護身符:毛澤東稱杜詩“是政治詩”,郭沫若為草堂題詞“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其實,郭沫若在1971年出版的《李白與杜甫》一書里,對杜甫是大加撻伐的。他斥責詩人的“三吏”“三別”是“緊緊站在地主階級立場”,對勞動人民施與“廉價的同情”,“他的怨天恨地是在為禍國殃民者推卸責任”,郭沫若非常犀利地評判道:“六首詩中所描繪的人民形象,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經過嚴密的階級濾器所濾選出來的馴良老百姓,馴善得和綿羊一樣,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抗情緒。這種人正合乎地主階級、統治階級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謂良民。杜甫是不希望人民有反抗情緒的,如果有得一絲一毫那樣的情緒,那就歸於‘盜賊’的範疇,是為杜甫所不能同情的危險分子了。”此可謂誅心之論。

革命的邏輯是鼓動造反,唯恐天下不亂,以此作為評判標準,只有盜賊和反社會之徒可以入其法眼。更下作的是,郭沫若竟然根據“越女天下白,鑒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一詩,就把詩聖打入道德流氓的行列,他的推理是“越女天下白”就是“邊人似月,皓腕凝雙雪”,杜甫所思“吳”的“勝事”,“毫無疑問,就是這些風流逸事。杜甫也並不經常是那麼道貌岸然的。”在革命詩人筆下,對美妙女子的懷念等於邪淫,對此,杜甫即使氣得復活過來,估計也無話可說,革命是不容置疑的。

【階級與詩人】在1978年4月出版的《唐詩選》的前言里,學者余冠英和王水照先生不得不從階級鬥爭觀點出發,對詩人身份做出了描述:唐代兩千多位詩歌作者,“其基本隊伍是素寒之家的封建知識分子”,為了讓詩人取得準生證,兩位學者強調“他們雖然積極躋身於封建社統治的上層,但大多數仍然沉淪下僚,流浪江湖,經歷了種種坎坷不平的遭遇,比較接近下層,加深了對於社會生活和鬥爭的認識”,然後再拋出不唯身份論、重在政治表現的結論:“尤其重要的是,確定一個詩人是什麼階級或階層的代表,並不僅僅決定於他的出身。”

如此一來,這些死去的唐代詩人的作品,就有了存在的前提。然後又是一番對詩人階級和時代局限性的批評。最後,他們交出了自己的評選標準:“選錄的標準服從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原則。”文化禁錮年代的出版物,遵循的是毛澤東的兩段語錄,一曰:“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一曰:“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藝,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採取不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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