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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行政命令

「美國優先」的前生今世

沙瑪:對移民問題,美國向來呈現分裂特質。美國的力量和道德權威源於其異質性,但本土主義者的偏執從未遠離。

「這裡不歡迎你!」「回家去!」

不,這不是移民官員們在執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旅行禁令,遣返抵達美國機場的伊朗博士或伊拉克祖母時發出的責罵,而是一部帶有態度的啤酒廣告片。最近一個周日舉行的美國職業橄欖球總決賽超級碗(Super Bowl)是集重要賽事和精彩廣告於一體的視聽盛宴。面向逾1億美國電視觀眾,並且大膽地忽視無數喝百威啤酒的人的投票偏好,啤酒巨頭安海斯-布希公司(Anheuser-Busch)製作了一部描述艱難移民經歷的精彩廣告片:時長一分鐘,講述其創始人阿道弗斯•布希(Adolphus Busch)在19世紀50年代來到聖路易斯的故事。

生怕被指帶有自由主義情調,這則廣告有一個可以配得上布魯斯•威利斯(Bruce Willis)動作片的名稱:「天生艱難」(Born the Hard Way)。這部微電影的製作價值很高,而且情節也扣人心弦。片中的英雄歷經艱難險阻才找到命中有緣的合伙人:一位安海斯先生。這部廣告片肯定是早在移民禁令——及其引發的大規模街頭和機場抗議——之前就完成製作的。但它現在被移民辯論雙方都視為一種刻意努力,目的是把美國界定為首先是一個「移民國家」——這也是肯尼迪(Kennedy)總統著作的名稱。

這部廣告片觸動了人們的神經。在19世紀50年代,德國移民以及愛爾蘭移民遭遇了暴力的本土主義者的敵意風暴,這場風暴是由美國人黨(American party)的煽動者們掀起的,該黨以「一無所知」(Know Nothing)的綽號為榮。聽起來有些耳熟?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爾,20人在一場突然爆發的騷亂和破壞中死亡,其中一些受害者在自己家中被活活燒死。費城、巴爾的摩和辛辛那提也發生了類似的反移民集體迫害事件,它們全都受到新教徒無端恐懼(認為天主教徒密謀破壞美國文化,因為多數德國移民來自德國的天主教地區)的推波助瀾。發明電報的塞繆爾•莫爾斯(Samuel Morse)發表了一套對天主教「亮劍」的文集,即《反美國之自由的境外陰謀》(Foreign Conspiracy Against the Liber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不妨把當今的伊斯蘭教法恐懼症替換成對教皇的憎惡,那時和當今的本土主義者憤怒是一樣的。

在既根本又導致立場分化的移民問題上,美國一向表現出分裂人格。18世紀80年代的赫克托•聖約翰•克雷夫科爾(Hector St John Crèvecoeur)等一些最早的歌頌者認為,讓美國卓越的是對民主自由和平等觀點的忠誠,而不是在舊世界生成部落忠誠感的種族、宗教和語言。美國的力量和道德權威源於其異質性。但是本土主義者的偏執從來沒有遠離。當年加州掘金者曾經召集針對墨西哥人和其他拉美人的「外國佬大滅絕會議」,想必是因為後者要分得自己的一杯羹。在1871年的洛杉磯,至少17名華人在一場由仇外的鼓動者發起的大規模私刑中受到嚴刑拷打,最後被弔死。11年後頒布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使中國移民終身無法獲得美國公民身份,令人震驚的是,這個種族禁令竟然一直持續至1943年。

歡迎和拒絕——這兩種歷史衝動延續到了現代。因移民而膨脹起來的世界主義大都市在19世紀80年代興起,催生了農業區窮人捍衛者托馬斯•E•沃森(Thomas E Watson)領導的民粹主義政黨。在短暫而徒勞地團結白人和黑人反對城市之後,沃森搖身轉變為種族主義者和反猶太主義者。偏見既源於高層的忽悠,也來自下層的呼聲。1911年,在11名意大利人在新奧爾良被私刑處死後,信奉婆羅門教的政客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的回應是要求限制他們移民。1896年,麻省理工學院(MIT)院長弗蘭西斯•A•沃克(Francis A Walker)給自己一個任務,要「喚醒公眾輿論,使其認識到有必要進一步排除……對我國的國家特色有害的因素」。反烏托邦的夢魘被想象出來,比如:「警察驅車碾過垃圾堆……試圖在那些深不可測的污泥里苟延殘喘的可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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