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錄×
電子郵件/用戶名
密碼
記住我
2017全球展望

特朗普時代:以全球化共同體消解時代斷裂

徐瑾:戰後體制逐漸瓦解,全球化遭遇挫折;經濟不平等引發公共債務擴大與政治民粹主義,民主制度維持受到挑戰。

「現在什麼都阻止不了我們了」,一位當選政治家對自己的夥伴如此表示,據說激動得眼淚在眼中打轉。

這是在84年前的柏林,1933年1月30日,主角是希特勒,一位來自奧地利的二流畫家與前失業人員,對話對象是日後赫赫有名的戈林。正是在那天,在時任德國總統興登堡(Hindenburg)邀請下,他被邀請成為一個保守派內閣的總理。

這是魏瑪共和國末期,精英制度遭遇一戰的屈辱與大蕭條帶來的經濟衝擊,政治的僵局導致總理職位多次替換,無論大眾還是精英陷入對現實失意,左翼和右翼極端主義在鬥爭中攜手排擠了更多代表舊秩序的社會民主黨人。於是,納粹在翻雲覆雨之中成為第一大黨,許諾給德國人民一個新的未來,最終帶來了歐洲乃至世界劇變,二十世紀初期蒸蒸日上的全球化景觀從此中斷。

一切聽起來是不是有些眼熟?同樣是民主制度,相同的錯愕結果。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重複只是評論家的老生常談。即使著名物理學家霍金在美國大選競選中就用demagogue(煽動民意者)形容特朗普,但是將特朗普的勝利類比希特勒的上台,仍舊失之簡單,目前更值得深究的是類似的微妙社會心態。

希特勒上台之際,並不是那麼舉國膜拜,他和他的黨派一度是德國精英人士或者媒體評論中嘲笑的對象,甚至很快有人預言他所代表的內閣撐不過一年,但歷史的結果卻是,正是對於現實政治的厭倦之下,不少人選擇希特勒或者納粹,也是對於現實情況的失望,抱着希望改變的想法選擇了不那麼按照常理出牌的候選人,而第三帝國的興起與覆滅,時間跨度超出多數人預料。

歷史也不容假設,從播音時代到互聯網時代,媒介在變化,政治核心卻仍舊存在。回想一下,在2008年奧巴馬高呼「改變」上台之際,社交媒體之類工具被視為正面力量,而如今當特朗普上台之際,大家卻更多討論社交媒體的假新聞與陰暗面,最大變化是世道人心還是媒介工具?

不無諷刺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就職剛好疊加「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尾聲,無論是人口不足百萬的華盛頓還是冰雪小鎮達沃斯,都引發世界側耳傾聽,期待從中聽到哪怕一星半點對於未來的微弱信號。我們到底聽到了什麼?簡而言之,噪音中識別,不難聽出全球化共識的斷裂聲。

二者傳遞的價值觀形成鮮明對比。特朗普的演講一如既往表示美國優先,「我們將遵循兩條最簡單的原則:買美國商品,雇美國人民。」而達沃斯最大明星當屬中國主席習近平,他呼籲全球化,表示「打貿易戰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

就這樣,在變奏之中,戰後體制在平靜之中逐漸瓦解,甚至不需要一聲戲劇性的配音。先是經濟上的布雷登森林系統瓦解,再是政治上蘇聯的解體,接着是中國的崛起與美國相對衰落,斷層線集中爆發與2008年金融危機。有了上次應對大蕭條的教訓,「印鈔者」們的積極應對使得金融危機沒有釀成大衰退,但是金融危機對於經濟乃至社會的衝擊仍舊沒有完全平復,其深處的核心,正是不滿於新自由主義主宰下的全球秩序。

曾幾何時,全球化被視為是市場經濟福音,帶來資本流動、人力交換以及貿易繁榮,不僅使得中國等國家成為世界工廠,也使得歐美消費消費者買到廉價商品。然而,事實是,全球化雖然普惠,有贏家,但也有輸家,最大問題就是不平等,《21世紀資本論》也應運走紅。

如此一來,「全球不平等」成為新景觀。曾任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研究表明,全球化一方面使得世界範圍內(或者說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下降,另一方面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卻在加劇。前者無疑與亞洲等新興中產階級崛起有關,而後者則主要體現為高收入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典型是發達國家藍領工人收入停滯不前。

特朗普的意外上台,導火索之一在於經濟不平等,根源在於民眾對於主流政治的不滿,這對於全球建制派都敲響了警鐘。如今如果簡單期望通過政治精英以及官僚系統馴化特朗普,很可能過於天真。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口號是讓美國更偉大,從其政策而言,要點在於將核心資源重新回歸本土。

美國利益至上的策略,有什麼影響?首先,這對美國本身並不是壞事,資本市場在特朗普當選之後的積極反應本身也是例證,甚至有人預言特朗普牛市的到來。其次,美國的抽離,必然意味着一個倒退的全球化時代。全球化在過去造就了經濟繁榮,更是亞洲中產階級興起的動力,但是全球化並非沒有輸家,特朗普正部分代表這部分勢力的不滿。最後,作為全球第一大國,美國如果更多脫身全球事物,對於美國經濟而言顯然短期利好,但同時,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則意味着新動蕩的可能。

問題在於,中長期來看,其他國家的動蕩,如果反作用於美國,那麼對於美國經濟乃至政治,最終效應如何呢?

某個角度講,特朗普選民票數少於希拉里,其上台純屬意外,美國有預言特朗普上台的專家表示他很可能一年內遭遇彈劾。然而,特朗普無論能夠走多遠,他所代表的力量,已經足以令人深思。更值得注意的是,無論英國退歐還是特朗普當選,恍然之間,我們已經陷入新的叢林法則,即一半人對一半人的戰爭。

在希特勒走上權力核心的那一天,經濟學家赫希曼也在柏林。他當時還是少年,和當時多數人一樣,他曾經滿懷熱情投身德國共產黨運動,在消息傳來那夜,他曾經注視着燈火通明的黨支部,期待德國共產黨對此作出反擊,然而他最終卻見證了震驚、混亂與癱瘓的應對,也使得希特勒通過國會縱火案等運作獲得獨裁權力。

很多年之後,赫希曼功成名就,甚至距離諾貝爾獎一步之遙,他曾經思考一個問題,自由社會需要多少共同體精神?我們通常認為,社會衝突在民主社會往往意味着社會在辯論中進步,但是赫希曼警告,如果衝突雙方無意妥協,顯然會進一步撕裂社會,縮小中間可能選擇,最終甚至將損害社會共同體的價值所在。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社會資本本身也市場經濟的重要產物。如今,特朗普之後,法國等歐洲選舉在即,極端勢力是否捲土重來令人關注。如何讓社會衝突不演變為社會撕裂,對話或許是開始,尤其是對於不平等。

雖然人人生來其實起點不平等,但是對於平等的渴望植根於人性。全球化衝擊帶來不平等,而經濟不平等引發公共債務的擴大與政治民粹主義興起,使得民主制度在經濟與政治上的維持更受到挑戰,無論英國退歐還是川普興起都是這一思潮的爆發。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無論願意與否,出路恐怕還是在全球化之中。

皮凱迪的老師、剛剛去世的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長期研究收入不平等,他並不認同不平等擴大源自全球化的普遍觀點。首先,全球化造成不平等一國的勞動力技能水平上升,會使得獲益者增加損失者減少,發達國家也會從中受益,「勞動力技能較高的國家可以全心投入先進產品或服務的專業化生產中。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化對它有百利而無一害。」其次,不平等並不是必然,而減少不平等,更需要全球合作。從歷史來看,全球化不是新事物,十九世紀的那一波全球化中,造就了一大波國家的興起,如今來看,無論是後發國家的趕超,還是發達國家的自我改造,仍舊需要依賴全球化。

達沃斯與特朗普的碰撞,是一種全球化遭遇挫折的隱喻。達沃斯人,代表一種全球化時代的樂觀主義,或許不失淺薄,甚至有些傲慢,但是卻有進步意義。如今,當達沃斯精神遭遇挑戰的時候,或許是時候重新凝聚公眾對於全球化的認同。

人類的信念依賴共同體,這其實也是文明進化的基石所在。共同體(Commonwealth)以前是政治概念,從家庭到部落再到國家,今天或許應該延續到地球村,畢竟這是我們能夠想到的最不壞選擇。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近期出版《白銀帝國》、《印鈔者》。微信公號《徐瑾經濟人》(econhomo)

讀者評論

FT中文網歡迎讀者發表評論,部分評論會被選進《讀者有話說》欄目。我們保留編輯與出版的權利。
用戶名
密碼
FT中文網客戶端
點擊或掃描下載
FT中文網微信
掃描關注
FT中文網全球財經精粹,中英對照
設置字號×
最小
較小
默認
較大
最大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