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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技術進步「造福於所有人」?

桑希爾:全球化和自動化淘汰了發達國家很多傳統工作,為社會穩定考慮,我們必須合理地補償因此失業的工人。

倫敦的船工曾在長達數個世紀的時間裡在泰晤士河(Thames)上為乘客擺渡,直到更快捷的交通方式偷走了他們的工作。基本上已經被人遺忘的這一命運似乎與如今的世界沒什麼關係。

但過去的教訓往往可以為未來的決定提供參考。當我們為機器人崛起和人工智慧的影響而煩惱時,倫敦水上的士的歷史可以啟發我們如何緩解新技術所造成的破壞。

在多年裡,倫敦船工一直是該市工人數量最多的行業。但是,有關船工不當做法的投訴,迫使議會在1514年通過了一項法律來規範這個行業。隨後,1555年頒布了又一部法律,成立了船工公司(Company of Watermen)。

該公司現在的文書科林•米德爾米斯(Colin Middlemiss)承認,一些前輩吃的苦頭很可能是自找的。「當年我們是相當不守規矩的人,」他稱,「我們不反對在過河途中抬高票價。」(這種中世紀的做法奇怪地讓人聯想到如今優步(Uber)的「動態」定價。)

但是,在維護乘客權益的同時,該公司還充當了工人協會,幫助培訓船工,並且捍衛他們的生計。

在後來幾個世紀,無論泰晤士河上架起新橋還是建起隧道,該公司都會請求議會確保建設方補償船工的收入損失。即便是2000年開通的千禧橋(Millennium Bridge)的建設方,也象徵性地向該公司的慈善機構支付了一筆費用。社會紅利成了技術進步的買路錢。「船工總是會得到某種形式的補償,」米德爾米斯表示,「隨著科技發展,這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

如今我們也面臨著一個類似的問題。全球化和技術變革的雙重力量,淘汰了發達國家很多傳統工作,就像早期消失的船工職業一樣。

儘管這兩種力量都帶來了很多全局性的好處,但它們也導致了局部痛苦。一些政治人士認為,這種痛苦正是造成英國投票退歐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這類選民造反現象的根源。

在英國《金融時報》最近一篇博客帖子(FT中文網已經翻譯了此文,標題是《如何補償全球化輸家?》——編者注)中,經濟學家加文•戴維斯(Gavyn Davies)總結稱,經濟學迫切需要趕上失控的政治現實。「如何補償全球化輸家將是2017年宏觀層面的大問題,」他寫道。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最簡單最徹底的解決辦法是提供面向所有公民的全民基本收入,這筆錢發給每個人,無論他們的工作、財富或社會貢獻。

2016年,一些人對這個構想重新產生興趣,芬蘭和荷蘭進行了試點。6月,瑞士甚至就是否引入基本收入(所有公民每年得到約30000瑞士法郎(合30275美元))舉行了公投,但是被高票否決了。一些矽谷人士也支持「數字分紅」的構想。

支持推行基本收入的人認為,該措施將促進經濟發展並重振社會,賦予公民作出人生選擇的能力。這將有助於個人騰出時間撫養子女、照顧老人、為改行接受再培訓。反對者認為,基本收入過於簡單化、成本過高、針對性較差,而且會破壞努力和回報之間的聯繫。往好了說,這個構想超前於時代了(即便不算瘋狂的烏托邦式設想)。在經過適當調整後,目前的福利國家制度可以提供更有效的補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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