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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藝錄

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牽手上海科技館

吳可佳: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和上海科技館擬探討共同策展或交換展覽。目前,倫敦「物種滅絕」展正在上海展出。

Sir Mike Dixon(麥克•迪克森爵士)2004年6月起擔任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博物館實現了1881年於倫敦南金士頓區(South Kensington)創立以來最大的里程碑事件:建立了耗資7800萬英鎊的達爾文中心。自成立以來,該中心廣獲讚譽,它既呈現了該博物館海量的館藏,也為全球的科學家提供了一流的科研設施。

麥克•迪克森爵士是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的董事會成員以及委員會成員,是劍橋公爵、公爵夫人以及哈里王子慈善論壇的成員,並於近期被任命為世界自然基金會-英國的董事會成員。他是英國雷丁大學和倫敦帝國大學的榮譽顧問,也是倫敦帝國大學研究倫理委員會成員。2009-2013年期間,他擔任英國國家博物館董事會的主持。2006-2007年,他擔任英國文化、媒體和體育部的代理首席科學顧問。

在加入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之前,麥克•迪克森爵士擔任倫敦動物學學會理事長。

麥克•迪克森爵士曾在倫敦帝國大學學習動物學,並在英國約克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是研究導致熱帶疾病血吸蟲病的寄生蟲曼式血吸蟲。

麥克•迪克森爵士(Truste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吳可佳:您之前提到了「公民科學計劃」(Citizen Science),是否能向我們再詳細介紹一下?

麥克•迪克森爵士:好的。首先英國有很長的「業餘科學採集歷史」(amateur recording),即民眾到大自然中採集訊息或樣本。例如到自然中採集蝴蝶樣本,或者觀鳥(bird watching)。得益於這樣的歷史,公民本身就對此充滿熱情。

而另一個方面是:我們可以讓這個過程充滿樂趣、對公眾富有啟發。而且人們對參與此類對社會產生良好效應的項目非常感興趣。他們只要上傳少量的數據,就能參與一個龐大的公益事業。這些因素在「公民科學計劃」中都非常重要。對於年輕人而言,它提供了對於我們自然歷史的良好教育,也通過田野工作使得公眾能夠深入參與其中,並回饋社會。無論在學校還是休閒時間中,採集相關的訊息,使其得益於英國或者其他地方的民眾。

達爾文中心入口(© Truste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吳可佳:目前許多大學也有實力雄厚的研究部門。您如何將貴館的科學研究與學院的研究區分開來、並互為補充?

麥克•迪克森爵士:我想博物館裡由科學假設所推動的研究與大學研究的主要區別是:博物館擁有巨大的科學館藏。當我們試圖通過科研來解答特定的問題時,我們可以通過對館藏的研究來幫助這個過程。

博物館與學院的互動是很多的。有段時間,我們有近120個研究生在博物館裡工作,我們與倫敦帝國大學及倫敦大學共同教授研究生課程,而博士生也通過博物館的館藏來進行科學研究工作。我們是在冊的博士生研究站。例如,劍橋大學的博士生導師會在我們這裡從事研究工作,因為我們有豐富的物種館藏。

因此回到你的問題,這兩者之間的主要區別是:我們的科學研究是基於博物館館藏所進行的研究。而我們與大學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非常頻繁。我們館內的許多科學家都來自於學院領域,不僅是英國,而且是全球的學院領域。他們也常常在博物館和學院中轉換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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