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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

如何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

斯蒂芬斯:近年來,西方民主國家紛紛出現民粹主義浪潮。其背後,隱藏着民眾對全球化和大企業避稅的極度不滿。

有時候,我們必須把資本主義從資本家的掠奪中解救出來。在缺少約束的情況下,企業變成了壟斷機構,創新變成了尋租。今天傳奇的“顛覆者”,設立了明天舒適的卡特爾組織。資本主義在有競爭的情況下能夠良好運行;可是成功的資本家不太喜歡競爭。

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明白這一點,這位美國總統在20世紀初以《謝爾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為武器,向工業巨頭展開行動。從那以後,反壟斷法律時而有效、時而不太有效地保護着消費者的權益,從而使大企業的利潤合理化。另一位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很難說是左翼分子,他的政府拆分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

科技和全球化使這場遊戲發生了變化。世界最大一些企業的跨境活動,使維持公平競爭環境變得更難。全球化令避稅機會成倍增加,各國之間的稅收競爭稀釋了維持市場競爭的政治意願。膽怯的一國政治家不願與全球巨頭和他們富有的遊說隊伍對抗。是的,他們希望這些公司多交一點稅,但不要多到讓它們威脅把投資和就業機會轉移到別國的程度。消費者和不具有特權的納稅人是輸家。市場經濟也成了輸家。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向前邁出了一步。在命令蘋果(Apple)向愛爾蘭政府補繳130億歐元稅款之後,歐盟競爭事務專員瑪格麗特•維斯特格(Margrethe Vestager)成了近來的熱門新聞人物。如果說這看上去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那麼應考慮一點:據估計蘋果在海外、稅務機關手伸不到的地方擁有2150億美元現金。

經過漫長的調查,維斯特格得出結論,蘋果與愛爾蘭政府之間錯綜複雜的稅收安排讓蘋果享受了其他企業沒有的優勢,這違反了歐盟國家援助規則,削弱了競爭。她說,蘋果公司在愛爾蘭承擔的稅率僅為0.005%——不過,正在抗辯歐盟裁決的蘋果否認該數字。

這家iPhone製造商並非歐盟委員會的唯一目標。該委員會也在調查星巴克(Starbucks)、亞馬遜(Amazon)和麥當勞(McDonald’s)的稅收安排對競爭的影響。針對谷歌(Google)在歐洲的活動,維斯特格正在領導一項三管齊下的反壟斷調查。谷歌享受着巨大的市場主導地位,其稅務問題正受到多個歐盟成員國的審查。

如果說這些企業對調查感到憤怒,那就說輕了。當年的銀行家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認為他可與羅斯福分庭抗禮。出於同樣的憤慨,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抨擊歐盟委員會的裁決是“政治垃圾”。別說什麼蘋果通過無需對任何稅務當局負責的“無國籍”實體轉移營業收入了。庫克似乎相信,他的公司處在一個比只有政治家或監管者的平面更高層次的平面。政府就應該讓開路。在我看來,蘋果製造時尚、靈巧的數字產品,但這根本不能使它享受特殊地位。

像蘋果一樣,谷歌始終堅稱自己一直嚴格履行法定繳稅義務。沒有理由懷疑這一說法。只不過,企業的責任不僅限於嚴格遵守法令。市場繁榮發展的社會,是那些尊重比法令更複雜的常規習俗的社會。比如說,谷歌通過把在英國的銷售額轉移到設在愛爾蘭的一家子公司,從而盡量減少納稅額,這或許是合法的。但這並非良好企業公民的作為。這會激起民粹主義反應。借用羅斯福的話:“當財富的聚集導致不公平時,能與其巨大權力匹配的只有民眾作為整體的更大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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