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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FT共進午餐

與FT共進午餐:本•伯南克

FT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許多批評人士抱怨,美聯儲拯救了富人和銀行家,而不顧普通人死活。我在與美聯儲前任主席伯南克午餐時提出這個問題,他表示:「認為美聯儲通過提升資產價格使富人更富的觀點其實站不住腳」。

約好下午2點,我坐在芝加哥麥考密克與施米克(McCormick & Schmick's)海鮮牛排餐廳的卡座上。我的手機響了。來電的是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助理。從電話中,我得知自己等錯了地方。這是一家連鎖餐廳。我去錯了分店。

幸運的是,我只花了五分鐘就來到了正確地點。餐廳里沒什麼人。除了背景音樂,這裡很安靜。室內裝修風格厚重,色調為深色。

61歲的伯南克正在等我。他穿着一套樸素的棕色西裝,搭配黃色領帶。自從他2002年成為美聯儲(Fed)理事後,我經常見到他。他一直是一副謹慎、一絲不苟的學者的樣子。在上世紀30年代初以來最大的一場金融危機期間執掌美國中央銀行系統的,是這位以《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一書聞名於世的學者,這是件幸事。他的新書《行動的勇氣》(The Courage to Act)生動地記述了其避免全世界再經歷一場大蕭條的努力。

我的問題以他的新書籤售之旅將持續多久開始。「幾乎是一整月,」他回答說。我說簽售結束後想必他會很高興。「當然,」他贊同道。之後會做什麼?他隨口說出一串令人印象深刻的學術講座。同時,他現在常駐位於華盛頓的中間派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他在做一些諮詢工作,也在進行巡迴演講。

女服務員過來幫我們點餐。我選了煎劍魚配小土豆、洋蔥與孢子甘藍。他選了烤比目魚配青豆、藍奶酪和土豆泥。我問他,去年離開美聯儲之後多長時間才適應。「大概24小時,」他說。「用解脫一詞形容可能有點過頭,但我很高興又成為平頭老百姓。我密切關注經濟動態、美聯儲動態。但我不用再負責做出那些艱難的決定。那是一種負擔。」

那麼,我想知道,他希望給繼任者們一些建議嗎?「不,不。我對他們很有信心,我相信他們會做出優秀的決定。但那份工作我做了8年,其職責包括做一些非常艱難的決定。我對它的興趣幾乎已經耗盡。」

我問他,民粹主義者的憤怒對他有多大影響——德州州長里克•佩里(Rick Perry) 2011年競選總統候選人提名資格時甚至曾指責伯南克叛國。「對我本人影響不大,」他回答說,「我知道那只是『無心之言』。真正讓我擔心的倒是美聯儲可能遭遇嚴重的政治攻擊或失去獨立性。就我個人而言,我從未感覺受到任何威脅。」

伯南克已婚,育有兩個孩子。敵意對他的家人有多大影響?他回答說,他們有自己的生活。「但我的妻子設法幫我解壓,保證我吃好,並抽時間休息。我也儘力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有人反對美聯儲的存在本身,我問他對這種觀點有何看法。「怎麼說呢,這並非一種獨特現象。例如,在瑞士及其他一些國家,都有對危機的民粹主義式反應。在美國,我們也經歷過別樣的情形:最近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初的沃爾克通縮。我辦公室里曾有一片木頭,是批評者寄給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上面寫着:降息。」

「美聯儲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在立法進程過慢時迅速、防患於未然地採取行動。美聯儲成立的初衷主要是為了應對金融恐慌,而非制定貨幣政策。因此,這是職責的一部分。」

「話雖如此,我仍然關注反對的聲音。我儘力讓更廣泛的公眾了解我們。我希望我那時做了更多。也許,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時本應做得更多。但我那時太忙於滅火了。所以,我不知道說什麼好。可以說那是可預料的。上世紀30年代,美聯儲失敗了。我認為我們做得比上世紀30年代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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