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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現代倫敦繼承古希臘精髓

雅典不再是古希臘奇蹟的真正繼承者,倫敦才是

古希臘人從未到過大不列顛,不像羅馬人,後者在這裡統治了近400年。然而,如今古希臘人的聲音在英國首都激起最大的迴響。雅典不再是古希臘奇蹟的真正繼承者——倫敦這個「城邦」才是。

古代雅典的奇蹟在其衰落兩千多年後仍是一個謎。地中海沿岸這片崎嶇而日照充足的狹長區域(面積僅為倫敦的兩倍、人口是倫敦的二十分之一)為何能孕育出世界上最高度發達的文明呢?

有人將希臘奇蹟歸功於城邦間的競爭驅使它們都走向藝術上的巔峰。在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這種競爭催生了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利西翠妲》(Lysistrata)——女權主義作家傑梅茵•格里爾(Germaine Greer)據此翻譯的話劇最近在倫敦開演——以及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美狄亞》(Medea)和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的《奧瑞斯提亞》(Oresteia)。《利西翠妲》講述了古希臘女性為了迫使丈夫結束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而發起首例「性罷工」的故事。該劇以和談成功以及性罷工的結束收尾。這一策略遠不只是古代喜劇中的幻想:從哥倫比亞到多哥,性罷工都曾被使用過,在《利西翠妲》創作近2500年後的今天,這一策略仍在被運用。

倫敦也擅長與自己的兄弟「城邦」——紐約、巴黎和柏林是其中幾個——進行競爭。像雅典一樣,倫敦在經濟成功的基礎上打造了藝術成就。古希臘依靠鄰近的勞里厄姆(Laurium)——雅典控制的阿提卡(Attica)地區的一部分——的銀礦富裕起來。倫敦則依靠吸引世界各地的財富(以及億萬富翁)來運行自己的經濟,與英國其他地區處於半分離狀態。

民主(希臘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是古代雅典奇蹟的另一個關鍵,免於壓迫的自由使得人類思想蓬勃發展。民選產生的博學多才的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將埃爾金大理石雕塑(Elgin Marbles,古希臘作品,現收藏於大英博物館——譯者注)的美輪美奐與民主體制下的自由直接聯繫起來:「上面沒有國王,沒有法老,沒有巴賽勒斯(Basileus)讓阿諛奉承的侍臣跪舔自己的靴子。只有一種絕對明確的意識形態發揮作用——對人民力量的頌揚。」

作為古代雅典在21世紀的繼承者,倫敦同樣受益於法治和民主。哲學家、現代自由概念的倡導者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說,比起黑斯廷斯戰役(Battle of Hastings),19世紀的英國更多地獲益於公元前490年馬拉松戰役(Battle of Marathon,古希臘城邦聯軍對抗波斯帝國,以希臘聯軍獲勝告終——譯者注)中贏得的民主自由。在高水平市長的領導下,21世紀的倫敦比英國其他城市更積極地擁抱地方城邦民主。與他心目中的英雄、帕特農神廟(Parthenon)的主要支持者伯里克利(Pericles)一樣,約翰遜鼓勵在倫敦全城修建高聳的「廟宇」——即便他支持的「廟宇」供奉的是財神(Mammon),而非雅典娜(Athene)。

無論其起源多麼模糊,古希臘奇蹟為其衍生的羅馬文化奠定了基礎。羅馬雄辯家昆提利安(Quintilian)勇敢地承認羅馬文化大量盜用希臘文學形式。他在自己的演講術教科書中寫道:「至少諷刺完全是我們自己的東西(Satura quidem tota nostra est)。」當年的羅馬領導人說希臘語;古羅馬歷史學家蘇維托尼烏斯(Suetonius)認為,朱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對布魯圖(Brutus)所說的最後一句話並非「Et tu, Brute?(還有你嗎,布魯圖?)」,而是「Kai su, teknon」——「你也有份嗎,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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