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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曉玫

與朱曉玫共進早餐

正在香港大學客座的FT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邂逅華裔鋼琴家朱曉玫。這位音樂界的隱者,獨居巴黎,窮畢生努力,與巴赫為伴。離開大陸35年後,她攜「哥德堡變奏曲」重返故國巡演。然而,她仍未能掙脫文革的惡夢。

這絕對是我採訪生涯中與被訪者距離最近、幾乎不用趕路的一次。我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做訪問教授,住半山上柏立基學院(Robert Black College)19室;朱曉玫到港大開鋼琴獨奏會,住51室。這幾天,多在學院早餐時見到她,打招呼。她總是在餐桌上匆匆扒拉幾口,又趕去練琴了。這位定居巴黎的華裔鋼琴家,離開中國大陸35年後,第一次回祖國巡演。「一國兩制」的香港,是她的首站。

約她星期一在柏立基學院早餐,是在小說家陳冠中、於奇夫婦為曉玫的接風晚宴上敲定的。曉玫與於奇是相知20多年的好友。那天午後,曉玫身着幾乎成為她個人標記的一襲黑衫,緩緩上台,一個90度深鞠躬,轉身、彎着腰,雙手調整琴凳的高度,坐定,開始她每天必作的功課—— 「哥德堡變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一首30多年間她已在琴鍵上敲擊過上萬遍的巴赫名曲。

早晨7點45分,朱曉玫穿過學院的月洞門迴廊,準時出現在餐廳。她身着褐色的休閑衫,顯得疲累、缺睡的樣子,步子有些沉重,走向餐桌。我問她休息得如何。她搖搖頭說,沒睡好。

這是間有些老派英式風格的學院餐室:赭紅色木地板,長餐桌。天色還早,餐室里只有朱曉玫、我和前後落腳的她的法國助手米歇爾。窗外,林間有飛鳥唧唧鳴叫,掠過柏立基學院藍色的琉璃瓦頂。晨暉中,孕育溫潤的光澤。

1949年生於上海,曉玫是紅色共和國的同齡人。今年,她65歲。在巴黎、倫敦、紐約、柏林,任何一個國際音樂都市,樂迷對曉玫的印象是她的低調、普通。除了琴鍵上的巴赫音符,她不露痕迹地生活。有一次,她在演出前去音樂廳練琴,進門時被保安人員擋住,告訴她,早上菲佣已經來過,不用再打掃了。她倒不以為辱。除了她的琴聲,別的並不重要。她梳着這年頭早受冷落的的同花頭,過耳的短髮,前額是流海,留有三十多年前中國國門初開時的印記。

我和她都點了份中式早餐。她走去自助餐台,取了杯橙汁,坐下。我用大陸最通用且不會出錯的稱呼,叫她「朱老師」。

我說,如此漫長的等待。你對回中國演出,好像一直很猶豫。為什麼?你擔心大陸的聽眾不能欣賞你?

「是的。太擔心了!我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才理解了外國音樂。不過,最近很多中國的樂迷讓我感動。他們不是專業音樂人,根本不知道朱曉玫是誰,但就喜歡我的CD,覺得我的東西不同,在網上到處找。」

前一天,港大獨奏會上,最後是對話環節。主持對話的港大音樂系主任問她,為何要等30多年,才有這次故鄉演出行?她答說,她已不再年輕,也不知道還能彈多久,不想再等。她說:「文革時,我們那代人沒有書讀,沒有音樂,幾乎十年中國沒有學校。我想為我們這代人出口氣,爭口氣。」說罷的那一瞬,聽得出,她哽咽了。

我問她,你很怕回國嗎?

「很怕!因為我從小出身不好,整天受批判,整天寫檢查,批評和自我批評。一場惡夢。那時,我12歲。有一次,我被關進一間小屋子,關了三天,讓我自我檢查。對一個孩子來說,這很殘酷。」

曉玫低着頭,慢慢喝粥。完全沒有料及,我們的談話會如此快速地滑入她最不堪回首的那段人生。我扯開話題:你在巴黎演奏,也有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感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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