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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為什麼喜歡大黃鴨?

劉旭俊:與大黃鴨合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炫富

10月,大黃鴨姍姍來遲地首度游入上海,亮相不久就在世紀公園內創下了單日突破7萬人次的參觀量。

當新聞媒體頻頻報導由飛鳥與家禽造成的禽流感不斷肆虐之時,大黃鴨——這隻藝術品「家禽」比它感染範圍更大、傳播速度更快——不同的是,前者的病源是活體,後者則只是一個藝術形象,來自荷蘭藝術家弗洛倫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以經典浴盆黃鴨仔為造型創作的巨型橡皮鴨藝術品系列,名字喚作「大黃鴨」(Rubber Duck)。當然,探其究竟地說,它們最為不同之處還在於,禽流感事件通過電視、廣播與紙媒等傳統媒體進行傳播,而大黃鴨的婦孺皆知則完全歸功於網路和自媒體。

2013年春夏之交,大黃鴨棲身維多利亞港,造成了香港萬人空巷的盛況。起初,在傳統媒體對此並不熱衷的前提下,它僅僅依靠微博、微信、INSTAGRAM、FACEBOOK等自媒體就實現了病毒式傳播的轟動效應。其中,新浪微博里的那句萬人一詞的自拍神配詞「愚蠢的人類」甚至實現了超過4萬次轉發。無獨有偶,同年秋天,在北京的園博園和頤和園將近2個月的展期內,大黃鴨吸引到了成千上萬慕名而來的遊客,他們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自拍」與「秀圖」。據悉,順帶產生的衍生品銷售、旅遊以及餐飲的消費,總收益高達兩億元之巨。今年來到上海,大黃鴨熱度依然不減。儘管從事件的新聞性而言,大黃鴨早就是司空見慣的熟面孔;但是,居然逃脫出了新聞傳播里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金科玉律,依舊煽動起民眾的高漲熱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事實上,大黃鴨造成的轟動與其說是藝術範疇內的現象,毋寧說是傳播學領域的現象。任何媒介對於能夠有效傳播的訊息從來都是有所取捨的,有什麼樣的新媒介誕生,必然就會有什麼樣的新訊息被更為有效地傳播。當傳統紙媒無法適應瞬息萬變的時代後,追求零時差有效性與便捷性的網路媒體和自媒體異軍突起。當紙媒總在追求的深度模式已經不適用於徒有其表、欠缺內涵的大黃鴨時,網路媒體和自媒體自然而然地接管了傳播陣地,以最快速、最易懂的方式把這個卡通形象大規模地投放給公眾。從藝術的類別來說,較之相對傳統的架上繪畫與攝影等表現手法,以大黃鴨等裝置藝術為首的公共藝術更具有與觀眾的互動性。簡言之,三維立體的裝置藝術比之二維平面的傳統藝術,它的優勢不言而喻。更豐富的立體效果,更多樣的拍攝選景,也讓觀眾有更多與它合影自拍的機會,並且最終上傳到網路與自媒體。

不必諱言,如今欣賞藝術作品已經不再停留在「我看見」的層面,而是移步到了「我合影」的層面。僅僅只是看見,無異於錦衣夜行,重要的是如何讓別人看見「我看見」了,並且用「我合影」的方式實現自我對於藝術作品短暫的「虛擬擁有」,最終達到非物質層面上的炫富效果。因此,網路與自媒體當道的時代,催生了不厭其煩地痴迷於自拍與秀圖的青年亞文化。正因如此,公共藝術才在傳播領域汲取了強大的生命力。這也正是公共藝術如此風靡的原因所在。

然而,擁有「公共藝術」之名並不代表大黃鴨具備「公共藝術」之實。首先,公共藝術的社會性土壤是公民社會,藝術作品植根於它與公共空間、公眾審美的社會性關聯。倘無這些,那麼它充其量不過只是景觀而已,是一種將藝術作品景觀化並且以此牟利的伎倆。在西方,公共藝術項目的立項完全取決於公民需求,公民既有權集體決定它是否應當存在於公共空間內,也有權決定是否移除已有的公共藝術。其次,公共藝術的資金來源多為公益性文化基金或建設開發資金,並且本身是非盈利的。在西方,任何建設項目,不論是國家建設,抑或是企業建設,必須要撥出總投資經費的3%左右投入到公共藝術的製作上。因此,可以說,通常所見的公共藝術並不能淺薄地理解為只是在公共空間中存在的藝術作品。實際上,它的本質是由民意決定、藝術家創作與第三方出資所構成的非盈利公共藝術項目。

至於在中國,情況則大為不同。民意的缺失往往使得公共藝術淪為第三方出資買斷藝術家作品,並且侵入到公共空間之中牟取盈利。或者說,如同大黃鴨之類的所謂「公共藝術」,既不民治,也不民有,更不民享,它賜予民眾的僅是自拍與秀圖的非物質炫富機會,並且以此實現猶如禽流感一般的病毒式傳播效應,從而不斷加大它潛在的商機。當然,就如一切資本社會奉行的法則那樣,這些商機與它的實際創造者幾乎也是從來就沒有關係的。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郵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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