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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從人權走向公民權的香港社運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香港社會運動的增加,與回歸後香港中產及中下階層眼中的「畸變」有關,也讓社運的目標從保障人權轉向了爭取公民權。人權和公民權的互動,再與主權和治權的矛盾糾結在一起,從而導致了香港隱性和顯性的衝突不斷。

【編者的話】本文為作者《香港觀察》系列的第四篇。在本文中,丁學良教授以「四權糾結的香港」為主題,探討香港今天街頭社會運動不斷增加的原因及目標,本文系《四權糾結的香港——北京香港30年摩擦的溫床》的下篇,上篇為《香港政爭之源:主權治權分歧》

香港的社會運動如今目不暇接、此起彼伏。本周和下周馬上就要展開的三大街頭運動——9月22日的香港大專院校學生的罷課宣誓大會、9月26日的香港大中學生罷課運動、10月1日的市民大遊行(普遍預計,佔領中環的行動將在這天啟動),已經箭在弦上。雖然最後究竟有幾千人參加罷課、有幾萬人參與街頭運動還說不準,但此後仍會有更多更大的社會運動出場,則是必然的趨勢。

這些運動的表現形態各異,已經成為國際觀光的一個頗具吸引力的項目。外地旅遊客、特別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對香港大中型和超大型的街頭遊行和集會,表現出極其濃厚的興趣。這類社會運動參與者們的標語口號所表達的訴求五花八門,在很多外地人眼裡似乎是放大了好多倍的「行為藝術」。但是經過多年的細心觀察,會發現表象之下深藏著一條主動脈——香港最近二、三十年來的社會運動,其主要訴求越來越是從「人權」走向「公民權」(citizenship)。如果對這個主流走勢缺乏理解,就談不上實際有效的政策回應。

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以基本人權來「保本」

在中英兩國有關香港回歸的公告剛出台(當時尚無回歸的具體安排細節)及其後的那段時間裡,也就是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香港民間的社會運動主要關注的問題,是在中國主權之下,香港居民的基本人權是否能夠得到有效的保障。到了20世紀末,基本人權在英國的政治和法律傳統之下,涵括的方面涉及個人及家庭的生存、就業、財產安全、教育機會、宗教信仰自由、表達自由、遷徙自由、結社和集會權之類(參閱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Human Rights)。

這些基本人權在當時的香港被民間社會廣泛重視,並不難理解。就如我在本專欄前幾篇評論里提及的,主要是因為香港的民間社會記憶中的逃難背景,太多的家庭經歷過20世紀中國內地多次翻天覆地的動蕩,心有餘悸。他們擔心類似的情況在主權轉換之後的香港也可能發生,於是就有了設法保障人權的強大動機。這種理性的心態,如果借用市場經濟的一個俗語,可以稱之為「保本生意」的做法,「本」保住了,才有立足之地。不久之後,1989年6月在北京發生的大悲劇,證實了此前香港社會中有關回歸前景的那些悲觀主義展望——基本人權在中國內地仍然是非常脆弱的,一遇上重大的政治風暴,就會被剝奪掉。北京那場大悲劇之後,立刻發生的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的空前絕後事件,半是為北京的同胞致哀,半是為自己的未來傷懷。議論多時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後來於1991年6月通過。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我們可以說,基本人權的內容屬於passive rights(勉強可以翻譯為「消極、被動的權利」)——倘若喪失了這些權利,就難以維持現代社會裡具體個人的安全和尊嚴。這類權利還算不上是positive rights (積極、進取的權利),後者的核心乃是政治領域的全方位參與權。在中英談判決定香港要回歸的那段時期,香港社會層面最關心的是消極權利而非積極權利,確實反映了殖民地的政治現實。英國統治香港的150年里,社會發展和法律進步體現的主要成果,就涵括在這些基本人權里。開明柔性的英國殖民主義專制直到臨走之前,賦予香港本地民眾的權利也沒有超出這一範疇。殖民主義制度的政治權利邊界,即是不給予殖民地居民們積極的政治參與權——他們被稱為subjects(「臣民」——是「臣服」的意思),而非citizens(「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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