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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逃離中國的西藏人

一些藏人感到民族認同被淡化,「絕望」之下選擇離開西藏,但他們中幾乎沒有訴諸暴力的言行

新來的流亡者年近三十,他身穿褐紫色長袍,光頭,臉頰上帶着高原僧侶特有的紅暈。當被邀請談論他在家鄉西藏的生活時,他沒有絲毫猶豫。

「就像狗在等着貓。」他指的是佔據他所在寺廟附近一座公園的中國軍隊。他成年後一直在那座寺廟學習、禮佛。「他們準備好了要撲向我們。」

在接受採訪時,這名僧人要求匿名以保護家人,他曾因參與2008年藏人抗議活動而坐過牢。那次抗議的原因是,當地人認為他們的文化、語言和自然資源遭到了破壞,並且漢族移民使他們在經濟上被邊緣化,後來抗議被中國政府鎮壓。

他來自阿壩,一個在西藏流亡者中非常出名的地方,現屬中國四川省的一個自治州:就是在那裡,幾十名藏人自焚身亡,希望以這種絕望的「自我犧牲」讓這個幾乎冷漠的世界關注到他們的家園困境。

近五年來試圖自殺的藏民有130人,其中112人死亡,而這名年輕的僧侶沒有選擇步他們的後塵。但他也不想留在家鄉忍受警察的審訊,以及「民主管理委員會」的奧威爾式「愛國主義教育」課程。民主管理委員會是中國政府為控制西藏僧侶而設置的機構。

於是他逃了。一名嚮導收了他1.2萬元人民幣(約1930美元),帶着他經拉薩、尼泊爾一路至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他於本月抵達此地,朝拜達賴喇嘛(Dalai Lama)——這是西藏人的夢想。達賴喇嘛是信仰和平主義的精神領袖,被中國政府刻畫為分離主義者,但他表示自己只是為西藏尋求在中國內部的真正自治。

「在中國政府的統治下,我看不到生活的出路。」年輕的僧侶在流亡者收容所里說到。這座收容所位於喜馬拉雅山間一條溪流的岸邊,由美國援建。「越來越多我這個年紀的人想離開西藏。」

然而實際能逃出來的人卻越來越少。通過在拉薩周圍設置路障,增加邊防人員,迫使尼泊爾禁止西藏人入內等方式,中國政府已將出逃的人流大大減少。2008年騷亂事件以前,每年離開的西藏人在2000至3000人左右,去年僅有300名藏人成功越境。這座能容納500人的收容所里現在只有4個人,這位年輕的僧侶就是其中之一。

還有一個是43歲的果洛久美(Golog Jigme),他曾幫助拍攝一部關於西藏的紀錄片《不再恐懼》(Leaving Fear Behind)。2012年當他在派出所里聽說公安打算假借醫療程序殺死自己,就逃出了派出所。他在山林里躲了一年半時間,然後花了1.5萬元人民幣成功越境。他不願透露具體路線。

在被稱為西藏兒童村(Tibet Children』s Village)的一座教育兼宗教中心裡,果洛久美聽着達賴喇嘛對數千人授課。過了幾分鐘果洛久美說:「西藏的形勢很緊迫。」

「我們活得不像人,既無自我表達的自由,也無活動自由……現在漢族人正大量湧入西藏。牧民們被迫結束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中國政府的目的就是淡化藏族的民族認同,稀釋西藏人。」

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於1950年入侵西藏。過去十年間中共領導人一直力圖將該地區的大部分記者和其他獨立觀察人士驅逐出去,使得部分批評人士認為中國政府治下的西藏比朝鮮更加封閉、孤立。

這類故事給中國塗上了一層殘忍的色彩。僧人索南饒嘎(Sonam Rabga)於1992年經尼泊爾珠峰大本營離開西藏,在印度南部的一間寺廟裡平靜地生活了20年。兩年前他回到西藏,去一個偏僻的村子看望自己年邁的母親。

他在家待了三天後離開村子,結果不到半小時就在路上被逮捕。審問者毆打折磨了他三周時間,不停盤問他與達賴喇嘛的關係,儘管他一直堅稱自己對政治毫無興趣。之後他們將他丟在尼泊爾邊境,告訴他永遠不許回西藏。他的兩個腎臟都衰竭了,一周需要透析三次,現在他正等待器官移植。

洛桑桑蓋(Lobsang Sangay)用「絕望」這個詞來形容600萬西藏人的處境。這位哈佛大學(Harvard)的法律學者被選為達賴喇嘛的接班人,擔任西藏流亡政府政治領導人。

或許唯一的一線希望在於,外界意識到中國在印度與南中國海正在提出一些基金的領土主張。同時,也能意識到新疆的維吾爾族穆斯林分裂分子針對普通中國民眾發動的持刀與炸彈襲擊,與西藏的和平主義是不同的。新疆和西藏在地理上相鄰。

「他們都在問中國將成為什麼樣的國家,什麼樣的全球性力量。」洛桑桑蓋在一次專訪中說道,「西藏人的看法非常重要……他們(中國政府)先是跟你交朋友,然後開始提要求,進而得寸進尺,再過一段時間就是全面佔有……我記得一些亞洲領導人曾說過這樣的話,『我們不想像西藏一樣』。」

洛桑桑蓋警告說,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實施壓制,就會有發生「不幸事件」的風險,其他西藏領導人則談到,那些往身上澆汽油自焚的僧侶和農民,有着強烈的憤怒。

但幾乎沒有關於對其他中國人訴諸暴力的言論。新來的年輕僧侶當被問到暴力抵抗時,起初甚至沒聽懂問題。

「最好的辦法不是還擊。」他回憶起2008年騷亂後所受的折磨和苦難,最終說道,「我們只需安靜地保留自己的民族認同感和語言,等待中國政府改變思想。」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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