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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

塑造世界格局的三大事件

FT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今年是一戰爆發100周年、諾曼底登陸70周年、蘇聯解體和天安門事件25周年。過去的100年,人類既經歷了極端的合作,也經歷了極端的衝突。面對似曾相識的選擇,我們以何種方式來應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塑造未來100年的歷史。

今年是一戰爆發100周年,諾曼底登陸70周年,蘇聯解體和天安門事件25周年。100年前,歐洲脆弱的秩序分崩離析。70年前,民主國家對極權歐洲發起了攻擊。25年前,歐洲成為一個自由的整體,中國則選擇了市場經濟加一黨制。如今,我們邁入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已有25年。但這個時代面臨的政治和經濟壓力也日益明顯。

1913年,西歐是世界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它創造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經濟產出(這還是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按這種方法計算得出的窮國產出佔比,要高於按市場匯率計算得出的)。歐洲的一個個帝國直接或間接控制着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歐洲企業主導着世界貿易和金融。儘管美國那時已經擁有了世界最大的一體化國民經濟,但它仍然是一個邊緣國家。

歐洲大國之間的爭鬥打破了這種世界格局。那場戰爭引爆了俄羅斯(以及後來一系列)的共產主義革命。它改變了大西洋兩岸的實力對比,導致全球經濟穩定須仰美國鼻息,因為那時美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它決定性地削弱了各個老牌帝國,摧毀了歐洲人的自信。一戰沒能完成的事情,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納粹主義和二戰替它完成了。到諾曼底登陸時,世界經濟已土崩瓦解,歐洲匍匐在地,大屠殺(the Holocaust)的罪惡正在上演。災難達到了頂峰。

盟軍諾曼底登陸的成功,保證了歐洲的勝利不會完全取決於某個極權大國。一個自由、民主的西歐,就要在美國的保護下誕生。二戰後歐洲的分裂是個悲劇,然而這個悲劇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美國不打算立刻與前盟友蘇聯開戰。但美國介入歐洲事務後,的的確確通過北約(Nato)保護了西歐的自由,並通過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C)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啟動了歐洲和跨大西洋經濟體的重新融合。與此同時,1951年誕生的僅有6個成員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一步步水到渠成地演變為今天擁有28個成員國的歐盟(EU)。

美國的崛起以及歐洲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崩潰,結出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大帝國的終結。帶着對前殖民大國的仇視、大蕭條留下的傷疤、以及對斯大林(Stalin)治下蘇聯耀眼成就的驚嘆,幾乎所有新獲獨立的國家都選擇追求着眼於國內市場的工業化,以取代進口。1949年起由共產黨掌控的中國格外熱衷於實現自給自足。但即便是身為民主國家的印度,也走上了計劃經濟和大規模國有化的道路。大多數拉美髮展中國家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儘管1989年並不是唯一標誌着二戰後世界結束分裂的年份,但這一年的確標誌着歐洲結束了冷戰時期的東西歐分裂,並迅即引發了蘇聯的解體。鄧小平在1978年已帶領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但在民主革命風起雲湧的1989年,他卻拒絕效仿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政治改革。此舉決定了中國的發展性質,即自下而上的市場經濟與自上而下的政體的結合體。中國的崛起令世人欽佩,但引領一個窮國升入中產收入國家之列時所遭遇的挑戰,與建設一個高收入經濟體時所遭遇的挑戰是不同的。

過去25年的突出特點是全球化。在全球接納市場經濟的驅動下,在數字革命的高速助推下,人類已創造出比1913年一體化程度更高的經濟(除了人口遷移的規模有所減小)。而且,這種局面不是由帝國營造的,而是得益於全球性機構的支持,這些機構既包括公共的(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和歐盟),也包括私立的(如跨國公司)。這25年還是一個充滿成就的時代,典型的例子是赤貧人口比例急劇下降,以及中國和印度(合計佔全球人口的近40%)的驚人崛起。在歐洲,波蘭等推行結構性改革的國家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見表)。

就這樣,世界兜了個圈子又回到原地,儘管其間也發生過重大改變。今天的世界承受着一些似曾相識的壓力: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會驚人地相似。

正如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近期一項研究中證明的那樣,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和大蕭條一樣破壞了全球化。受跨境金融崩盤影響,商品服務貿易流動以及金融流動與世界產出之比驟降。事實證明,貿易比金融更穩健,但即便是更穩健的貿易,2005年至2012年間其與世界產出之比也不再上升。我們尚不清楚全球化放緩將有多麼根深蒂固。但考慮到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破壞、以及人們對全球市場經濟運行方式(尤其是收益分配方面)的明顯擔憂,全球化遭遇比今天更嚴重的抵制並非沒有可能。

或許更重要的是政治壓力,就像1914年前的情況那樣。經濟一體化與政治分裂之間的矛盾仍是任何全球一體化經濟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今天,俄羅斯將自身定義為一個努力收復失地的國家,中國將自身定義為一個自信的國家。核武器降低了爆發直接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但沒有完全消除這種可能性。而且,一旦爆發衝突,核武器會帶來惡劣得多的後果。

如果說過去100年帶給我們什麼教訓的話,那便是:我們命中注定要相互合作。但我們現在仍然各行其是。合作與衝突之間的這種矛盾是永恆的。過去的100年,人類既經歷了極端的合作,也經歷了極端的衝突。面對似曾相識的選擇,我們以何種方式來應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塑造未來100年的歷史。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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