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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德國依賴出口沒前途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普森:德國對出口的依賴讓該國政策制定者忽視了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這種模式不值得其它歐盟國家學習。

如果德國的經濟模式是歐洲的未來,我們都應為此感到非常擔憂。但看上去我們正在朝這個方向前進。正在競選連任的德國現任總理、基民盟(Christian Democrat)黨首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眼下似乎勝利在望。她在競選中承諾,「將妥善把握德國的未來」。換句話說,默克爾將確保未來跟現在差不多。德國對歐元區危機的政策回應可能仍會是,勸服歐元區成員國追隨德國取得競爭力的道路:降低勞動力成本。但別搞錯了。儘管降低勞動力成本一直是過去12年里德國的出口大獲成功的基礎,出口也一直是那段時期德國唯一穩定的增長來源,但一個富裕國家不應將競爭力的基礎建立在低薪之上。

失業率自2003年以來之所以不斷下降,是因為出現了大量低薪的兼職(或工作時間靈活的)工作崗位,這些崗位上的勞動者沒有二戰後早先那幾代人所享受的那種福利和保護。根據收入中值衡量,德國現在的低薪勞動者比例在西歐國家中名列榜首。德國平均工資十多年來停滯不前,其增幅在去年才首次跑贏通脹率和生產率升幅。

在理想的情況下,富裕國家應該靠研發和資本投資保持競爭力。然而,自1991年以來,德國的固定投資總規模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一直穩步下滑,如今已從當初的24%降至不到18%。經合組織(OECD)最近發布的德國經濟調查(Economic Survey of Germany)顯示,自2001年以來,德國的投資規模一直遠遠低於七國集團(G7)其他領先經濟體的水平(且這不僅僅是因為美國和英國在21世紀頭十年中期出現泡沫)。甚至連自2003年以來就業情況奇蹟般的好轉以及出口的繁榮,也未能誘使德國企業擴大投資。另外,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更加不足。

富裕國家要想保住自己在增值鏈頂端的位置、從而靠生產率去競爭,還有另一種方式,即:投資於人力資本,也就是讓勞動者接受教育。在加拿大、法國、日本、波蘭、西班牙、英國和美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勞動者所佔比例至少比德國高出10%,大多比德國高出20%、甚至更多。另外,25歲至34歲人群中擁有高等教育文憑的比例與前幾代人相同或者更低的發達經濟體只有兩個,其中一個就是德國(另一個是美國)。德國一直未對公立大學體系進行投入,私營部門雖然仍在維持著名的學徒制,但沒有進一步擴大這一制度的規模。

結果導致,德國的生產率增幅一直低於同等發展水平的其他國家。德國按工作小時數平均的GDP數值增幅較經合組織平均水平低出25%,不管是回溯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還是只看過去的10年,也不管是否包括美國和英國出現泡沫的那些年份。看過這些生產率數字,你就會明白,德國企業為何只能靠降低相對薪資以及將生產向東方轉移去競爭。

德國有一些優秀的中小家族企業,這些企業向中國出口製成品。但這些例子無損於上述事實。正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勞倫斯•愛德華茲(Lawrence Edwards)和羅伯特•勞倫斯(Robert Lawrence)在他們的新書《Rising Tide》中所指出的那樣,過去40年里,在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包括德國)中,製造業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比例降幅都一樣,為15%左右。富裕經濟體中製造業就業人數縮減幅度較小的只有意大利和日本,而這兩個國家都不以製造業為增長引擎。自1990年以來,美國的製造業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指一國製成品與該國進口製成品的相對價值)累計升幅與德國相同。沒有證據表明德國的製造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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