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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紀事

一個托派青年在香港

FT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1949年之後,香港成了中國托派的暫時避難所,陷入消沉。直到吳仲賢這新一代的加入,這死氣沉沉的托派才產生了新的能量。

在門口的櫥柜上,釘着切•格瓦拉的畫像。那是保羅•戴維斯的著名插畫,切的眼光堅定、明亮卻溫柔,貝雷帽上的五角星閃閃發光,帽子下的頭髮有一種孩子氣式的蓬亂。多年來,格瓦拉讓人着迷的是他將理想付諸行動的勇氣,與果敢、勇氣背後難掩的溫柔。在游擊戰的行軍中,他常手持一卷聶魯達入睡。

畫像不是來自海報,而是一本雜誌的封底。「你知道《70年代雙周刊》嗎」,梁國雄問我,」我的很多想法都從這本雜誌開始的。「

《70年代雙周刊》創辦於1970年1月1日。24歲的吳仲賢與23歲的莫昭如是它的兩位主要創辦人。前者因一年前的「珠海事件」而知名——他在就讀的珠海書院發動罷課,以反對校方操控學生會,被開除學籍。

「Pitzer曾說過:『在歷史上,無論何時何地,大學一旦成為政治或意理(Ideology)的工具,便得遭殃。』我們想補充:『在歷史上,無論何時何地,大學一旦成為金錢的工具,必然遭殃。』」吳仲賢在校內的《大學生活》雜誌中寫道。這種情緒既源於他個人的自由精神,也與時代氛圍有關。六十年代的世界被學生運動所佔據,從柏克萊到巴黎到東京,從布拉格與北京,出於不同的原因與主張,青年們走上街頭,表達他們對於既有制度的抗議。但在彼時的香港,這註定是孤獨的吶喊,這個夾雜在紅色中國與沒落帝國的城市首要渴望的是秩序,而不是顛覆。

而從澳洲留學歸來的莫昭如也是一個顛覆者,在Adelaide大學研讀經濟學時,就受到反越戰思潮的影響,不過,他很是不以為然於同樣流行的「文革崇拜」——他知道它也一點不像這些外來者想象的浪漫,相反的,它意味着人道災難。他成為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認為一切既有體制都意味着壓迫,都需要反抗。比起吳仲賢的濃郁的政治意識,他的興趣在於藝術。

他們與隨之加入的一些青年人,令《70年代雙周刊》變成了一本無法歸類、活力盎然的雜誌。即使在今天,僅僅是流覽封面,你也會為它的豐富性與前衛性大吃一驚。鮑勃•迪倫的抗議音樂、法國新浪潮電影、柏克萊的學生運動、羅素哲學、伊朗的街頭騷亂、中國的文化革命、孟加拉的人民抗爭就這樣排列在一起。

除去引介西方青年文化、社會抗議的思潮,它刊登本地青年作家與藝術家的作品,還鼓勵本地的工人運動,批評中國大陸的政策,呼喚香港青年人在文化與政治上的自覺。在他看來,「香港的青年都囚禁在不可逾越的沙丘里,昏睡的固然永遠沉淪,清醒的也不能自救」,要打破這無力與無根的狀態,必然要從反抗殖民政府的奴化教育開始。它似乎是六十年代西方學運的延續,音樂、抗議、文藝、思想、時政混雜在一起。

對這本雜誌的編輯來說,僅僅的思想不能令人滿足,他們還要把理念轉化成行動,從紙面呼喊轉變成直接抗爭。它連串工人運動,釀成小規模工潮,籌組「工學聯盟籌備委員會」,爭取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獲得與英文同等的地位。1971年的釣魚台危機,則為他們的行動增添了新的燃料。他們不僅連續刊發了報導與聲明,還發起了一次次的公開示威,並與警察發生衝撞。倘若台灣青年把釣魚台事件視作對抗國民黨威權的機會,那麼吳仲賢這批青年則用它來挑戰英國殖民者。在1971年5月4日,一群青年聚集於皇后碼頭,抗議日本佔領釣魚台,這像是雙重傳統的結合——民族主義與五四的啟蒙精神。

在梁國雄的記憶里,他該是《70年代雙周刊》最早的熱心讀者,這為他早熟的靈魂打開了另一扇窗。隨之,他還在保釣遊行的隊伍中第一次感受到「群眾的魅力」,這真是興奮的經歷,它令人忘記自身的孤立。比起從前半地下的小規模活動,這種公然走上的街頭、吸引他人目光的行為,充滿了半驕傲半炫耀式的快感。

當然,沒人會太在意思這個少年人。他才十四五歲,逃離了寄居的家庭,過着半工半讀的生活,這必定也是狼狽不堪的日子,他要為最簡單的日常生活苦苦掙扎。這種驕傲、敏感、孤獨、酷愛閱讀的心,很容易成為了《70年代雙周刊》的追隨者。

「他還是個小孩子,都叫他『雄仔』」——在一個小雨的上午,我見到了莫昭如,他這樣說起當年的梁國雄。滿頭銀髮的莫昭如仍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像是剛從泛黃的武俠小說的頁面中走出來。他仍在用聽不太懂的粵語普通話對我回憶往日,評論當下。他的談話會突然停下來,兩眼望着前方,不知道是拚命搜尋記憶,還是出了神,就像他的話劇作品、他的人生,充滿了即興式的片段。他仍大罵中國的醜陋現象——40年前,他說毛澤東的革命變成了新官僚,現在則說北京早已放棄了社會主義,變成了最極端的資本主義。他仍在相信,革命隨時可能爆發。也像40年前一樣,他試圖把自己的思考與人民結合在一起。從前,他通過雜誌鼓動風潮,現在則通過「民眾劇場」來擴散理念。他的一生是個不斷探索的過程,雜亂又專一。

激動人心的合作註定難以持久,熱情的靈魂也常不安。1972年,吳仲賢前往巴黎尋找愛情,《70年代雙周刊》的其他成員也紛紛前往歐洲。在一陣遊盪之後,再度歸來的吳仲賢成了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巴黎,他與一名流亡多年的中國托派元老彭述之相遇,那時他是第四國際的少數派的領袖,致力於把分裂的托洛茨基分子重新組織起來,試圖把托洛茨基運動統一起來。

出生於1895年的湖南的彭述之就讀於北京大學,參加過五四運動,也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他曾留學蘇聯,與瞿秋白、羅亦農被稱為中共黨內「留蘇三領袖」。但在1927年大革命之後,他的觀念與陳獨秀日益相近,在1929年末與陳獨秀同時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成為了「托派」分子。也與陳獨秀一樣,他被共產黨開除,又坐了一段國民黨的監獄。1948年,他將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改為中國革命共產黨並遷往香港,流亡越南與歐洲。彭述之一定是個魅力非凡的人物,幾次談話之後,吳仲賢成了托派分子,他可能被托洛茨基的世界觀所吸引,或許是性格上的相似——托洛茨基與他的追隨者,往往都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托洛茨基派是個被發明出的詞彙,是斯大林用來權力鬥爭的產物,那些他需要打擊的則被命名為「托派」。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卻不反對社會主義實踐,他相信官僚階層成為新的剝削者,必須依靠不斷的階級鬥爭,才能抵達社會主義。他相信斯大林主義,僅僅是社會主義的「偶然倒退」。比起追隨者稀少這一悲慘現實,托派的樂觀卻很少消退,在1938年的巴黎的第四國際的家庭式的成立會議上,流亡中的托洛茨基仍激昂地講道:「一切偉大的運動都是以從老運動中『分離出來的小派別』開始的,基督教起初是從猶太教中分離出來的一部分,新教是從天主教即墮落的基督教中分離出來的一部分。馬克思與恩格斯一派是從黑格爾左派中分離出來的。共產黨國際是由那些從社會黨國際中分離出來的人在最近那次戰爭中建立起來的。這些運動的創始人之所以能夠獲得群眾擁護,僅僅是因為他們從不怕孤立。」

托洛茨基曾對中國充滿期待,與斯大林相比,他從不輕視中國與亞洲的重要性。即使在流亡時,他仍寄望於陳獨秀能加入第四國際,為革命帶來新活力。中國托派的能力與運氣,註定令托洛茨基失望。

陳獨秀在晚年被失敗主義困擾,退回到傳統中國。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年後,新政權發起了一場大逮捕,300多名境內的托派分子被送進了監獄。除去流亡海外的,香港倒成了中國托派的暫時避難所。 彭述之將成立的「中國革命共產黨」遷至香港。而隨着國內的大逮捕,香港托派的活動也陷入消沉。在五六十年代,他們出版一些無人閱讀的《嚮導》、《海燕》叢刊,分析中國的變化。

直到吳仲賢這新一代的加入,這死氣沉沉的托派才產生了新的能量。回到香港後,吳仲賢先是加入中國革命共產黨,然後退出,成立革命國際主義同盟,1975年又改組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簡稱「革馬盟」,它出版一份叫《戰訊》的雜誌。這個組織的主要成員,都與《70年代雙周刊》相關。

「整個人變得不一樣了」,梁國雄仍記得剛參加「革馬盟」的感受,「你參與了一個組織,而且是這樣一個革命先鋒黨,你要把整個生命放進去。」這是1975年,他已經19歲,總算度過了搖搖晃晃的青春期,變成青年人。在半工半讀的中學生涯結束後,他沒進入大學。白天,他是一個打短工者,做過絲網的印刷工,為老式計算機做紙餅,在香港迅速興起的建築業中當地盤工人。他過着雙重生活,一名勉強的打工者,一個熱情的職業革命家。這個革命小團體中,他找到了歸屬感,這像是對缺失家庭溫暖的補充。

但在香港,革命意味着什麼?吳仲賢曾在《第三次革命》想象未來:「再沒有強權,在沒有黨專政,再沒有殖民地……再沒有一小撮人把持了一切的廣播媒介,我們自己操縱我們的覺醒,再不是新華社,再不是G.I.S。再沒有政府。」他們主張在香港召開全體市民代表大會,他們認為馬克思的主張並沒有錯,錯的那些實踐者,他們把一切變得教條化。他們期待一場世界性革命的到來,既摧毀資本主義制度、殖民制度,也摧毀紅色中國那樣的新官僚。

但這樣的革命註定停留在一小群人的口號與偶然的示威中。開討論會、編輯小冊子、爭辯就變成了革命的主題。所幸,在風雲變幻的七十年代,他們有很多重大事件要探討。除去反對殖民主義,他們還要理解迅速轉變的中國,最好能參與其中,托派標榜的國際主義精神,怎能只把眼光局限於香港……(待續)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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