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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紀事

一個托派青年在香港

FT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1949年之後,香港成了中國托派的暫時避難所,陷入消沉。直到吳仲賢這新一代的加入,這死氣沉沉的托派才產生了新的能量。

在門口的櫥柜上,釘着切•格瓦拉的畫像。那是保羅•戴維斯的著名插畫,切的眼光堅定、明亮卻溫柔,貝雷帽上的五角星閃閃發光,帽子下的頭髮有一種孩子氣式的蓬亂。多年來,格瓦拉讓人着迷的是他將理想付諸行動的勇氣,與果敢、勇氣背後難掩的溫柔。在游擊戰的行軍中,他常手持一卷聶魯達入睡。

畫像不是來自海報,而是一本雜誌的封底。「你知道《70年代雙周刊》嗎」,梁國雄問我,」我的很多想法都從這本雜誌開始的。「

《70年代雙周刊》創辦於1970年1月1日。24歲的吳仲賢與23歲的莫昭如是它的兩位主要創辦人。前者因一年前的「珠海事件」而知名——他在就讀的珠海書院發動罷課,以反對校方操控學生會,被開除學籍。

「Pitzer曾說過:『在歷史上,無論何時何地,大學一旦成為政治或意理(Ideology)的工具,便得遭殃。』我們想補充:『在歷史上,無論何時何地,大學一旦成為金錢的工具,必然遭殃。』」吳仲賢在校內的《大學生活》雜誌中寫道。這種情緒既源於他個人的自由精神,也與時代氛圍有關。六十年代的世界被學生運動所佔據,從柏克萊到巴黎到東京,從布拉格與北京,出於不同的原因與主張,青年們走上街頭,表達他們對於既有制度的抗議。但在彼時的香港,這註定是孤獨的吶喊,這個夾雜在紅色中國與沒落帝國的城市首要渴望的是秩序,而不是顛覆。

而從澳洲留學歸來的莫昭如也是一個顛覆者,在Adelaide大學研讀經濟學時,就受到反越戰思潮的影響,不過,他很是不以為然於同樣流行的「文革崇拜」——他知道它也一點不像這些外來者想象的浪漫,相反的,它意味着人道災難。他成為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認為一切既有體制都意味着壓迫,都需要反抗。比起吳仲賢的濃郁的政治意識,他的興趣在於藝術。

他們與隨之加入的一些青年人,令《70年代雙周刊》變成了一本無法歸類、活力盎然的雜誌。即使在今天,僅僅是流覽封面,你也會為它的豐富性與前衛性大吃一驚。鮑勃•迪倫的抗議音樂、法國新浪潮電影、柏克萊的學生運動、羅素哲學、伊朗的街頭騷亂、中國的文化革命、孟加拉的人民抗爭就這樣排列在一起。

除去引介西方青年文化、社會抗議的思潮,它刊登本地青年作家與藝術家的作品,還鼓勵本地的工人運動,批評中國大陸的政策,呼喚香港青年人在文化與政治上的自覺。在他看來,「香港的青年都囚禁在不可逾越的沙丘里,昏睡的固然永遠沉淪,清醒的也不能自救」,要打破這無力與無根的狀態,必然要從反抗殖民政府的奴化教育開始。它似乎是六十年代西方學運的延續,音樂、抗議、文藝、思想、時政混雜在一起。

對這本雜誌的編輯來說,僅僅的思想不能令人滿足,他們還要把理念轉化成行動,從紙面呼喊轉變成直接抗爭。它連串工人運動,釀成小規模工潮,籌組「工學聯盟籌備委員會」,爭取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獲得與英文同等的地位。1971年的釣魚台危機,則為他們的行動增添了新的燃料。他們不僅連續刊發了報導與聲明,還發起了一次次的公開示威,並與警察發生衝撞。倘若台灣青年把釣魚台事件視作對抗國民黨威權的機會,那麼吳仲賢這批青年則用它來挑戰英國殖民者。在1971年5月4日,一群青年聚集於皇后碼頭,抗議日本佔領釣魚台,這像是雙重傳統的結合——民族主義與五四的啟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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