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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迎接「大數據」時代

吉蓮•邰蒂:全球每天生成的數據已達2.5艾字節

過去幾年裡,我在生活中養成了一個習慣。我無論在何處旅行,比如在美國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會隨身帶著手機。一般而言,手機已變得極為普及,因此我根本沒思考過這個習慣有何意義(除了丟失手機後感到驚慌的時候)。

但在上周,我參加了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和布盧姆中心(Blum Center)組織的一個研討會,會議的主題是發展與全球經濟。現在,我開始用全新的目光看待手機。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與援助組織工作人員、醫療部門官員和美國外交官進行討論之後,我得出了一個明確的結論:常常受到忽視的手機,不但正在改變西方社會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在改變著窮國民眾的生活。這進而產生了某種很有意思的可能性,可重新構建全球發展事業的營運方式的各個部分。

如今,新興市場國家的手機用戶已達25億左右。在菲律賓、墨西哥和南非等國,手機普及率接近100%,烏干達則為85%。這不但讓人們建立起比以往更緊密的聯繫(這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商業意義),而且讓他們的活動、習慣和想法的透明度有了極大的提高。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在過去,要監控窮國民眾的狀況極其困難,尤其是在他們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廣袤區域的情況下。

想想兩年半前海地地震時發生的情況吧。地震襲來時,海地人散落在全國各地,援助機構為弄清該向哪裡提供援助而忙得四腳朝天。傳統上,他們只能通過飛臨災區上空或趕赴災區現場來查找需要援助的人群。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和瑞典卡羅琳斯卡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一些研究人員採取了一種不同的做法:他們開始跟蹤海地人所持手機內部的SIM卡,由此判斷出手機持有人所處的位置和行動方向。正如一份聯合國(UN)報告所述,此舉幫助他們「準確地分析出了逾60萬名海地人逃離太子港之後的目的地。」後來,當海地爆發霍亂疫情時,同一批研究人員再次通過追蹤SIM卡把藥品投放到正確的地點,阻止了疫情的蔓延。

目前,援助組織不僅在追蹤那些實實在在的手機,而且也開始監控手機的使用狀況和帳單的繳付模式。如果數據突然發生變化,那可能預示著經濟困境正在加劇——這比國內生產總值(GDP)等數據要準確得多。在聯合國內部,秘書長正在推出一個名為「全球脈動」(Global Pulse)的項目,對全球每天生成的2.5艾(1艾等於10的18次方)字節的所謂「大數據」進行篩查,其中也包括來自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體網站的數據。這些社交媒體網站在部分新興市場國家極其受歡迎;比如,印尼人就是地球上對Twitter最痴迷的人群之一。因此,如果聯合國(或其他機構)發現某些關鍵詞的出現頻率突然增大,就可能為某種困境提供早期預警。比如,若社交媒體提及糧食或種族衝突,那可能預示爆發了飢荒或者國內騷亂。同樣,醫療研究人員在過去幾年裡已經認識到,社交媒體上提到某地區受到感染,是對疫情流行的有效早期預警——比來自公立醫院醫生的官方警告更為及時。

意料之中的是,這種進展引發了爭議。這是因為,就像社交媒體的普及已在西方引起對侵犯隱私的大量擔憂一樣,有些觀察人士也對上述技術革命在新興市場的負面影響感到擔心。並非所有想要追蹤這些數據的人都心存善念。Facebook或許讓活動人士能向政府表達反對意見(正如在「阿拉伯之春」中那樣),但社交媒體的數據也能幫助威權政府監控民眾。企業也可利用這些數據;有些機構正在採取措施,利用這些數據為窮人制定信用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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