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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

華盛頓正在拖垮美國

FT專欄作家克魯克:美國債務上限僵局的確是個非常事件,這一點毋庸置疑:無論最終如何解決,國會和白宮近來的表現都已將財政失責推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2005年我從英國搬去美國生活和工作時,美國的人民、美國的企業和美國的政府體制都令我崇仰不已,宛若重生。那種說美國正在步入暮年的言論讓我忍無可忍。那時,我可是個堅定的反衰退論者。

6年過去了,我開始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我還沒有準備好要「變節」,但客觀來看,華盛頓方面似乎決心要讓悲觀主義者言中,這令我有些驚訝。

你可以說,促使我產生上述想法的債務上限談判僵局是個非常情況,不能作為預測的依據。債務上限僵局的確是個非常事件,這一點毋庸置疑:無論最終如何解決,國會和白宮近來的表現都已將財政失責推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但換個角度講,這種失敗也頗具代表性。如今華盛頓方面的運轉失靈,已嚴重到使得許多決策領域幾近停轉。

對於這種悲觀論調,我們反衰退論者總是用兩條理由來回擊。首先,美國經濟的根本實力與華盛頓方面毫無關係,迄今沒受到任何影響。其次,美國的開國元勛們故意在政治體制中設計了運轉失靈,因為他們希望對聯邦政府構成約束。我們總會說,忽視國會的喧嘩與騷動吧。華盛頓方面的無能(如果你想要這樣說的話),曾是美國成功的原因之一。你瞧,當初的設計現在運轉得多妙。

這兩條理由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正確的。美國成功的源泉,是始終如一地強調要勤奮工作、自力更生、渴望成就自我和光耀門楣、以及有時候敢於冒險。這種文化在支持勤勞、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方面的力度是絕無僅有的,而這些特質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減弱的跡象。

限制政府的權力是美國成功的另一個條件,憲法中也規定了這一點。不管怎麼說,按照歐洲人的標準,權力制衡確實對聯邦政府構成了約束。更重要的一點或許是,這種制衡使得美國避免像那些不受制約的多數主義民主國家那樣,屈服於會造成災難性後果的政策搖擺(想一想英國在二戰後數十年間的境遇就知道了)。

那麼現在發生了哪些變化?首先,華盛頓以及整個美國在政治方面的兩極分化,已極大地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其次,美國面臨的一些挑戰,正以新的方式考驗著政府業已削弱的執政能力。

開國元勛們分權的意圖是實現延遲決策、審慎研究和妥協,並非要使政府癱瘓。最近幾個月來,政府無能這個新情況已經不言自明。但債務上限僵局不是唯一的例子。上周末,由於美國聯邦航空局(FAA)未能獲得聯邦航空法令的更新,數千名工作人員被遣散。這只是黨派紛爭導致運轉失靈的又一個例子,而在日常的立法事務中,這個例子幾乎不值一提。

整個政府內部,因為政府提名的人選無法獲得國會確認,許多領導職位都還空著。拒絕提供財政支持是另一個鬥爭的武器。奧巴馬政府的醫改面臨一場格外艱苦的消耗戰,涉及法律、程序和預算問題。

如果將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位置顛倒過來,民主黨人也會理所當然地不計一切代價、阻撓「敵人」提交的任何提案獲得通過。過去,國會中有足夠數量的保守派民主黨議員和自由派共和黨議員,能夠協調兩黨之間達成妥協。儘管現在參議院存在所謂的「六人幫」(「Gang of Six」),但這一中堅力量已幾乎消失。因此,憲法中的制衡機制非但沒有促成妥協,反而導致了僵局。即使《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和《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等政策獲得通過,成為法律,它們仍缺乏廣泛的支持,下一屆國會仍會計劃廢除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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