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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

秦曉:中國崛起與全球「新均衡」

招商局集團前董事長秦曉:未來十年,冷戰後形成的美國獨霸態勢將演變為一個具有中國因素的「新均衡」,其形成和穩定運行將取決於中美能否改善雙方正在建設的「合作夥伴」關係,並將之提升到全球治理層面。

一、全球治理格局:走向「新均衡」

中國的崛起及其對全球治理格局產生的影響是自上世紀冷戰結束後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事件。影響力即是一種能量,可以借用物理學中能量與質量和速度的關係(E=MC2),從速度、體量(規模)和持續時間這三個維度上來描述中國崛起的影響力:它創造了持續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成長歷史;它極大地改變了佔全球百分之二十人口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它在融入世界經濟過程中成為全球貿易、外國直接投資、加工業、能源和礦產品需求的最大經濟體和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儘管存有不確定性和風險,但總體而言它仍處於進行時狀態,而不是一個完成時,根據經濟學家的預測,在未來的12至15年內中國有可能在總量上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如果我們把中國的崛起視為一個可持續的現代化進程,那麼它對現存全球治理格局產生的影響就不是局部的、一次性的衝擊,而是全面的、結構性的變化。也就是說,在未來的10年,冷戰後形成的美國獨霸的全球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均衡將逐步演變為一個具有中國因素的「新均衡」。

二、崛起的中國:面臨經濟和社會轉型

在討論「新均衡」以前,我們需要先對中國的崛起做一個評價。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佔有領導地位或對其產生重大影響的「大國」必須具備較強的綜合實力,經濟只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綜合實力的評價需要引入全面的指標體系,這個體系的橫坐標包括: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和制度(軟實力)等主要領域,縱坐標包括:「大」(規模)、「強」(競爭力)和「富」(財富)三個主要指標。

中國的實力主要表現為經濟規模的「大」。從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產業結構、能源和資源利用等反映全要素生產率的指標看,距國際先進水平尚有很大差距;從人均GDP、家庭擁有資產、居民享有的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和環境等反映國民財富和生活質量的指標看,差距就更大了。這表明中國雖已成為全球的經濟大國,但「不強」,更「不富」。從政治、軍事、制度和文化領域看,中國的「大」而「不強」表現得更為顯著。

從落後、貧弱走向富強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中國已走過了30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期,按照這樣一個速度走下去,達到富強的彼岸似乎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但同物理學中的物質不同,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體,發展受到資源、制度、文化及外部環境的約束。當下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失衡和社會公平、公正問題反映出中國經濟增長已遇到瓶頸,這就是發展經濟學所講的「中等收入陷阱」。

突破瓶頸、跨越陷阱需要改革體制、轉換政府職能、推進市場化進程,發揮市場機制的功能、釋放企業家的創新精神。這樣,經濟的增長才可持續,增長的效率才能得以提高,增長的成果才可以公平、合理地分配。「十二五規劃」將轉變增長方式和改善收入分配而不是總量和速度置於經濟發展的最優先目標,表明中國經濟已從高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進入到轉型的戰略機遇期。

民主、法治和價值觀是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實力和「軟實力」的指標,這不僅是因為它提供了民眾福祉和社會和諧的保障,更為重要的是它將每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而不是「富國強兵」作為經濟發展的正當性和終極目標。政治體制改革和價值觀重塑在當下的中國是一個不容迴避而又頗有爭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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