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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聖彼得堡的「迷途狗」?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詩人、學者、藝術家聚集在"迷途狗",他們酗酒、求愛、寫詩、畫像、爭吵……他們稱自己是「阿克梅派」——最美好的時代。

站在窗邊,我試著想象蘭道夫•丘吉爾的喊叫,伯林的尷尬,還有安赫瑪托娃的女王般的鎮定。空蕩蕩的房間竭力恢復六十五年前的模樣,只有一張小桌子,一個木櫥,一張沙發,引人注目是牆邊的一張小小的畫像,幾根黑線勾勒出一個女人的外形。那是莫迪里阿尼在一九一一年的巴黎為安赫瑪托娃而繪的,當時他們都尚未成名,都驚人地漂亮,有過一場短暫的戀情。

刷成黃色的噴泉屋仍舊保持著沙皇時代的氣氛,設計風格流露著對歐洲的模仿。倘若那個粗壯的長髮工人不開動除草機,庭院中安靜得彷彿時光停滯。如果你從遊人交織的涅瓦大街來到這裡,感受尤深。

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起,安赫瑪托娃一直住在三樓的一個房間里。一九四五年的秋天,她在這裡接受了一個年輕人的拜訪。三十六歲的以賽亞•伯林是牛津的庭院中出產的健談者,出版過一本關於馬克思的傳記。他的敏銳、淵博讓人過目難忘,足以讓弗吉尼亞•伍爾夫生出這樣的感慨:多麼像是年輕時的梅納德•凱恩斯。與凱恩斯一樣,伯林為二戰期間的英國政府工作。他被外交部派往華盛頓,用個人魅力增添大西洋兩岸的傳統友誼,收集美國的輿情,撰寫每周報告。這些報告的實用性可以商榷,智力上的娛樂性不容錯過,引得丘吉爾為此擊節讚賞。此刻,他隨一個英國外交使團來到莫斯科與列寧格勒,期望增加對於蘇聯的理解。

這趟旅程令伯林心潮澎湃。他是出生在沙俄帝國邊陲的猶太人,從七歲到十一歲,他一直生活在列寧格勒。在這裡,他讀完了《戰爭與和平》與《三個火槍手》,緊盯著涅瓦大街的商店櫥窗中的英國小火車和德國小胖熊,還經歷了充滿亢奮與恐懼的一九一七年……在英國的漫長歲月,也沒能消減他濃重的俄國口音。

重新置身於俄語的環境令人心醉,像是長期壓抑記憶的蘇醒。令他更感興趣的是,俄國文化傳統變成了什麼樣?距離十月革命已經二十八年,這場政治、社會試驗產生了毀譽交加的結果。站在一九四五年秋天的紅場上,沒人能懷疑蘇聯取得的驚人成就。僅僅兩代人的時間,不堪一擊的沙皇俄國變成了進軍柏林的蘇聯紅軍。這個國家似乎也變得前所未有地封閉,外界很久不知道它內部的真實情況了,除去官方不斷宣揚的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偶爾傳出的消息的是飢荒、清洗、流放、死亡。對於伯林這樣的人來說,更糟糕的是,詩人、小說家、藝術家,這些偉大的心靈都暗淡下來,沒人知道他們在寫些什麼,是生是死……

涅瓦大街上的一家書店裡,安赫瑪托娃仍活著,他可以去拜訪她。他對於安赫瑪托娃所知不多,模糊記得她是十月革命前最迷人的文學人物,美貌和才華同樣卓著。

下午的碰面並不順利,他們陌生,有別人在場,而且不久後,蘭道夫•丘吉爾——那位剛剛下台的首相的兒子——高聲喊著伯林的名字。他是伯林在牛津的同學。不通俄語的丘吉爾想讓伯林告訴酒店的服務生,應該把他剛買的魚子醬放在冰塊上。魚子醬打破了伯林與安赫瑪托娃剛剛開始的談話。

在當晚的第二次見面後,確切地說,是到了凌晨,安赫瑪托娃的朋友告辭後,他們進入了真正的狀態。不是關於詩歌——伯林幾乎沒有讀過她的詩,而是關於他們共同的朋友:伯林在紐約、倫敦都碰到過她流亡的舊友。藉由朋友帶出的往事,他們都進入了一個久違的小世界。對於伯林來說,那是他渴望、卻從未經歷過的時代,對於安赫瑪托娃來說,那則是逝去的最美好時光。談話一直持續到清晨,除去吃了一頓煮西紅柿,它從未停止。儘管他們連手也沒拉一下,但房間里瀰漫了情慾的味道。儘管比伯林年長二十歲,安赫瑪托娃依舊美貌,時間與折磨則為其增添了新的驕傲,像是一位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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