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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

互聯網和友愛部

FT專欄作家約翰•加普:在傳統媒體,科技的口碑很差。在書中或電影里,科技常常被刻畫成政府用來鎮壓個性的機器。那麼,在網路時代呢?

科技在傳統媒體的口碑很差。在書中或電影里,它常常被刻畫成政府用來鎮壓個性的機器。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1984)一書中,假想了一個警察國家,在這個大洋國(Oceania),“友愛部”(Ministry of Love)用“電幕”來監視居民:“最容易暴露的往往是你不注意的小地方。神經的抽搐,不自覺的發愁臉色,自言自語的習慣——凡是顯得不正常,顯得要想掩飾什麼事情,都會使你暴露。”

在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 1974年拍攝的影片《對話》(The Conversation)中,吉恩•哈克曼(Gene Hackman)飾演的竊聽專家在監聽一對年輕的夫婦時,捲入了一場謀殺陰謀。哈克曼在1998年的電影《國家公敵》(Enemy of the State)中再度亮相。影片講述的是一群為所欲為的政府特工,利用衛星和電話監控軟體追殺人。

在通往數字“敵托邦”(dystopia)的途中,有趣的事情發生了。互聯網非但不是鎮壓的工具,反而成為人們擺脫政府審查的一條途徑。

互聯網讓那些不民主和半民主國家的政府被迫採取防禦措施。過去,這些政府能夠相對容易地控制電視或報紙的訊息流動。而如今,任何人都能用一部手機或攝像機隨心所欲地傳播訊息,這令政府驚慌失措。

以140個字符為限發布訊息的社交網站Twitter,是最新的互聯網現象,它把權力強行賦予公民。在伊朗,正是該網站在落敗的總統候選人米爾-侯賽因•穆薩維(Mir-Hossein Moussavi)支持者中間煽動起反抗情緒,促使他們集合起來,抗議大選結果。

但不要忽視科技的鎮壓功效。每一位登錄收看有關伊朗或中國公眾抗議的最新消息、或向YouTube上載視頻的Twitter和Facebook用戶,都顯示出了他們對革命的支持。這不僅對自由思想者來說是條新聞,也是給老大哥(Big Brother,《一九八四》一書中大洋國的領袖)傳遞的潛在情報。

毫無疑問,互聯網與Twitter等社交媒體服務的興起,改變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平衡。無論在伊朗還是中國,這都是顯而易見的。它們一方面勉強允許民眾上網,一方面又設法過濾訊息。

前一段時間,中國的舉措是要求所有在華出售的個人電腦上都應安裝“綠壩-花季護航”(Green Dam Youth Escort)軟體,該軟體會屏蔽帶有色情或暴力內容的網站。此後,在安裝該軟體的執行力度方面,中國一直搖擺不定。

相對於互聯網,傳統的新聞媒體更容易控制,互聯網上充斥著無窮無盡的文章、視頻和博客。衛星和廣播信號可以被切斷,冒犯性文章可以從報紙上刪除(在有些例子里完全可以),外國記者可以被限制於酒店房間或被驅逐出境。

要在互聯網上繼續使用這些粗暴的手段,則要棘手得多。作家、互聯網技術顧問克萊•舍基(Clay Shirky)在一次“科技、娛樂暨設計會議”(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上表示:“我們這一代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表達能力的最大提升。”

舍基表示,在電話和電視等媒體與科技的創新史上,互聯網是唯一能夠將訊息與傳播結合起來的(順便說一句,就像奧威爾書中描述的電幕那樣)。人們可以前一刻與一位朋友或與一群朋友交談,後一刻則向數百萬人傳播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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