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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近代史

重提《奏銷案》

FT中文網專欄作家朱維錚:想不到滿清征服者對江南文化界幾近毀滅性的打擊,居然被後世解讀為蘊含著重大的「歷史意義」。治史若要隨著所謂政治主旋律的調門起舞,實在令人悲哀。

還在辛亥革命取消了大清帝國存在的合法性以前,追究滿洲的崛起和開國的歷史實相,在清末民間學者文士中間,已經蔚然成風。著名的如章炳麟(太炎),因為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給鄒容的《革命軍》作序,不僅指名罵清帝,更直斥滿清列朝一貫偽造歷史,於是身陷囹圄,也激發學人紛紛考索明亡清興以來的近代史。隨著滿清帝室化作紫禁城的囚徒,民國政府照例開館修勝朝史,意味著清史研究解禁。於是由努爾哈赤叛明到隆裕太后同意清室退位那二百九十年的所謂近世的各種歷史積疑,很快提上考史日程。

號心史的孟森(1868—1937),便是民初清史研究的先驅。這位江蘇武進人,在清末留日學法政,顯然注意到明治維新後日本學界關於滿清史的爭論,回國後頗熱衷於「改專製為立憲」的運動,民初成為章炳麟、張謇等江浙共和派的圈內人物,當選為眾議員,參與起草憲法。民國三年袁世凱撕毀臨時約法,解散國會,他也淡出政壇,轉而以清史學家現身。作為清末民初投身政治改革達十年的過來人,從政期間又有中外法學、財政學、比較研究的多種著譯,他把眼光投向勝朝史,初出《心史史料》(1914),繼出《心史叢刊》(始出於1916年,連出三集),考論都屬清初朝野就疑莫能明的事件,卻能因小見大,令人對他的史才史識刮目相看。例如關於清初科場、哭廟、奏銷三案的考證,至今仍是研究清初文化政策史的一個起點。

特別是順治末康熙初的奏銷案,當初清廷借拖欠錢糧即所得稅為名,整肅南國四民之首的士紳,各省被革除功名、抄家沒產、捉拿拷掠的舉貢生監乃至在職文官,多達成千累萬。尤其是人文薈萃的江南蘇州、松江、常州、太倉諸府州,稍有田產的士人,被一掃而空。後來太平天國佔領蘇南,鼓勵佃農包括租佃發家的二地主或富農,「租田當自產」,那政策的前提也是要田主按規定期限向天國軍政當局登記領憑,較諸二百年前滿清奏銷案打擊江南士紳的政策也算溫和。

然而正如清亡五年時孟森《奏銷案》所指出,清初的這一巨案,清朝官修史書絕不記載,「二百餘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無人能詳舉其事者」(引文據中華書局1959年版《明清史論著集刊》所載此文,下同)。於是孟森不辭辛苦 ,爬梳清人筆記十餘種,參照清代官方史傳透露的相關訊息,清理出湮沒已久的這一巨案的歷史概貌。其後清史論者,提及奏銷案,大抵襲用孟森此文。例外的只有鄧之誠,述及此案僅引《清實錄》順康二朝三條上諭(見氏著《中華二千年史》卷五明清中「順治之始基」章,該卷1955年初版),史料為孟森未引及,述史卻比孟森含糊得多。

可以理解鄧之誠的含糊。他稱江南奏銷案為「有意抑制紳衿」的大獄。但其書刊行於主流史學已稱清廷與士紳衝突是「狗咬狗」性質之際。那時批胡適歷史觀正方興未艾,清代的經史考證已被判作犯了「為歷史而歷史」的原罪,誰願充當註定挨槍打的出頭鳥呢?

麻煩在於馬克思曾經強調「歷史的事實是從矛盾的陳述中間清理出來的」。孟森所以享有近代清史研究開拓者的令名,一個原因就是他承襲清末章太炎一派的學風,憎惡滿清的專制主義,卻每論一人一事,總先廣搜清代官書和私著的相關記載,從中探尋時地人事的原貌。他的判斷未必可信,但他的多數論文,即使他的批判者也無法置諸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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